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电影的思维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重新开始强调票房价值、重视广告宣传、重构影院功能、建立明星制度、追逐西方审美潮流、开启国际合作渠道等。这些因素，在1949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短暂搁浅，新时期续接之后呈现出进一步拓展的兴荣局面。下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段的对比研究出发，分别论述影院功能、审美潮流、国际视野的前后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这些“共同价值取向”重建制度性秩序并合法化的过程。同时还试图阐明，在新时期心照不宣的“向美国看齐”的时代思潮中，国产片自身的趣味与品位须谨慎对待，曾经在“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指引下走过的弯路应尽量避免。 一、影院功能 1949年之前的电影院以休闲娱乐为宗旨，除了观影外，影院还提供其他服务。[1]有数据显示，1927年，中国的电影院为106家，仅上海一地就有26家。其档次从豪华摩登到廉价简陋，阶层分明。最便宜的电影票价是5分，观众不仅可以看电影，还可以享受茶水和其他点心。[2]廉价的观影场所则有“那些没有读过鲁迅散文或欣赏过木版画的普通男女”[3]喜欢去的“大世界”[4]。对于那些请得起女仆的中产阶级则对大世界这类应有尽有的游乐场不屑一顾[4]，因为仅为小洋2角的门票还包括“电影”项目[6]。1903年，西班牙人雷玛斯(A.Ramos)在上海租下一间房首映电影的地方——青莲阁[7]，也是一个游艺活动汇集的场所。上海豪华影院如号称远东第一影院的上海大光明戏院有一间可以喝威士忌的酒吧。[8]北京、天津等地的影院同样具有多种经营的理念，民国初年，英国人桑德森(F.Marshall.Sanderson)在北京开办了中国电影院有限公司(China Theaters，Ltd)，旗下影院数量多达14家。天津的帝国电影院(Empire Theatre)曾经由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开办，后来，桑德森在里面又加建了一间酒吧、一个咖啡厅和一个由俄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9] 民国时期影院的经营理念与西方十分相似。1929年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登了一篇关于伦敦电影院的介绍性文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伦敦就建造了无数的大电影院。甚至在农村也有了电影院，而且还设有茶室、舞厅和其他现代化的享受的地方……”[10]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电影院经营法》详解了其中的生财之道：“酒吧间当然以卖酒为主旨……它的组织和糖果部相仿佛……酒吧间最为出名，他们不但做着本院观众的生意，并且外面还有许多嗜酒的朋友，特地跑去喝酒，不过总是西人居多。”[11] 1949年之后，这类颇具资产阶级色彩的经营项目变为书报阅览室和茶水处，1951年，上海一家由“大华”改名为“新华”的电影院将咖啡馆改建成观众阅览室，还特设了免费茶水供应处。皇后戏院也效法新华、大光明，设置观众服务站，供应书报及茶水。[12]至此之后，酒吧、咖啡馆之类的休闲消费处便无处可寻。1973年，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向英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当年中国现状的报告：“在北京，越来越少的人使用娱乐设施，因为费用奇高，斯诺克需要花费50便士，网球、乒乓球甚至桥牌也是同样的费用，这对一个二等秘书来说是承受不起的。酒吧也无处可寻。”[13]直到1980年，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一位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留学生表示，中国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也没地方去看电影。[14] 1985年，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是年，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提出：请回观众的关键招数是改善影院设备与环境，使之真正成为艺术享受的场所。[15]这一呼声终结了“电影院是政治课堂、看电影是上政治课”的历史定位。1985年，广州市15家专业电影院超额完成电影场次124％。其重要举措之一是变单一封闭式电影经济为综合开放式的多元文化经济。影院除了放映厅外，普遍增设录像室、咖啡厅、舞厅、电子游戏室、音乐茶座、体育桌球等设施。[16]1987年，上海国泰影院增设了咖啡厅和酒吧，在上海影院首屈一指。[17]1987年，广西柳州市下属的各县城电影院进行了改造，建了录像厅、舞厅、茶座等娱乐设施，改变了落后、单一的格局。[18]1988年，北京首家进行多功能改造的专业影院——大华电影院隆重开业，当年该院总收入达到138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形成了以主业(电影)带副业(录像、歌舞、台球等)，以副业促主业发展的良性循环。[19]1988年，昆明市新建设的电影院，配套设施有电子游戏机和台球室。[20]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这种拓展性回归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人绝不仅仅只是“政治动物”。观影娱乐这类隶属私人生活的场域是无法被政治长时间君临的。就像同时期在中国出现的“萨特热”一样，人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命运，需要自我选择，而不再必须听从国家、单位和家庭的安排。尤其是私人生活领域。同样，艺术领域的审美原则被政治凌驾的局面也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据说，1963年戏改运动中，川剧表演里引入了大提琴，但相当多的人不满意。[21]民族乐队中，被改良的大唢呐长得都可以碰到地板，致使民族特色荡然无存。[22]京剧团表演的《红灯记》被硬加上一段国际歌，但是京剧伴奏乐队演奏国际歌很难听，味道不对头……[23]就如同20世纪美国实行的短命的“禁酒令”一样，当政治过分干涉个人自由时，靠公权强制实施的政策必不能长久，因为生活习惯、人性与市场的力量总会扳倒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行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归还私人生活”现象是现代中国政治民主化释放的重要信号，针对私人生活领域的规训力量被大幅度减弱，国家对公民私生活控制的放松意味着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大，民主不再停留于激昂的话语与恢弘的远景，而更多地落实于具体的运作程序与实现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