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他的名著《数字化生存》的封面上曾经写下了一句名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在尼葛洛庞帝那个年代，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刚刚起步，然而，在那时，他已经以十分乐观的笔调预言了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他说道：“数字化生存却完全不同。我们不必苦苦守候任何发明。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这种控制数字化未来的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①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的含义在于，数字化生存不是一个具体发明，因为它的出现，将重新架构整个世界，让未来的世界始终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由得惊叹，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预言基本上成为现实，我们的生活世界都处在一个被高度数字化的生存空间中，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被数字化，几乎无法生存下去。 不过，我们在数字化浪潮中，还看到了另一种趋势，即游戏化的生存。我们可以将尼葛洛庞帝的名言略微改写一下：“游戏不再只和娱乐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是的，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仅是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也是高度游戏化的世界。试想一下，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几乎很少有人完全没有接触过游戏，无论是大型的主机游戏，还是轻便的掌机游戏，或者是智能手机上各种触屏游戏，实际上，它们正在构成今天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闲暇时，我们可以与好友对战一局，或者在工作疲劳的间歇，打开手机玩玩消消乐，或者用简单的游戏来打发在地铁和公交上的时光。无论如何，游戏已经渗入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肌理当中。不过，问题不仅限于此，因为，正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游戏不纯粹是一种娱乐方式，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正在塑造着我们新的生存方式，它将构成我们与世界关联的线索，成为我们把握和理解社会和各种复杂关系的基础。或许，对自我、他人和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对各种价值的判断，都会在游戏体验的基础上被重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游戏化生存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塑着自己的感性和美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本时代和影像时代的生存美学。 灵韵消逝与游戏潜能 1933年，本雅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的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抵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②本雅明批判的对象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这样用印刷术和铅活字构成的现代世界里，艺术作品已经丧失了作为“原作”的灵韵(aura)。换言之，在前现代社会中，艺术作品并不是一种用来商业交换的商品，而是一种用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谱写的诗篇，艺术作品将人的生命痕迹镌刻在纸张之上，例如在张旭的《率意贴》中，我们欣赏的并不是张旭究竟用笔墨书写了什么字，而是在他的笔锋行云流水般的游走中，体会到他的心境和生命的痕迹。但是，在古登堡的印刷媒介发明之后，这些痕迹在瞬间都被抹除了，只剩下了铅活字千篇一律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印刷术，将作为手写书法的作品还原为只承载着符号意义的文本，而在字里行间承载的生命痕迹，在变成印刷媒介的瞬间消失了，我们从机械复制和印刷机械下看到的是一张张失去灵魂的艺术作品，因而，机械复制时代也被本雅明称之为灵韵消逝的时代。本雅明说：“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撬出来，摧毁它的灵韵，这是感知的标志所在。它那‘视万物等同’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至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相同物。”③本雅明的批判所指向的灵韵的消逝，事实上就是我们与世界直接感知和把握的经验的消逝，从此之后，在我们和生活世界之间，多了一层被机械复制媒介所中介的文本，我们对世界的直接感知和对生命灵韵的把握，在这种机械复制的文本中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只有失去灵魂的文本外壳，只有变成符号学的文字。 在《巴门尼德》的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谈论打字机和手写的关系，也谈到了生命直接面对世界的经验的消失。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行动(handlung)实际上本身就带有“手”(hand)这个词根，也就是说，人通过自己的手筑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手与物体的接触，将物体变成与此在直接关联的存在，那么用手的行动筑造出来的世界，本身就镌刻着此在生命的痕迹。同样，语言的本质也是一种手的痕迹，海德格尔说：“不是人有双手，而是手内在地具有人的本质，因为词语作为手的本质领域，是人的本质的基础。词语作为被写出来的并自我展示给观看的，是被书写的词语，即文字。词语作为文字又是手书(handschrift)。”④那么，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语言和词语，是手撰写出来的文字和词语，它不仅记录着词语的意义，也承载着书写生命的律动，传达着书写者与周围世界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让世界和词语成了书写者自己的世界和词语。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打字机和印刷文字的出现，破坏了这个关系。他继续说道：“机器书写剥夺了手在被书写的词语领域的地位，将词语降格为一种联络工具。另外，机打稿件提供了这样的优势，它将手稿以及性格遮蔽起来。在机打稿件中，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⑤ 海德格尔对于现代的打字机和印刷文字的指控则更为严苛，因为在他那里，不仅仅是被打印出来的文字丧失了原本的此在的生命的灵韵，让文字变成了僵硬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消逝了此在性格和灵韵的文本，反过来会吞噬主体的灵魂，书写者在用打字机敲打出稿件以及读者在阅读用机器印刷出来的书籍时，他们看不到文字中承载的区别，因此，“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在冷冰冰的机器印刷的文字下，不仅作品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印刷品，而且这种印刷文字反过来会变成新的架构，让每一个书写和阅读它的人们之间的差别逐渐被抹除，那么机械复制时代不仅仅生产出整齐划一的印刷作品，也生成了逐渐趋同的主体。因为在千篇一律的印刷文本中，人们灵魂的独特性变得无关紧要，相反，印刷文字和图像构成的符号学系统成为现代最重要的体系，在能指和所指构成的链条中，人们成为各种指意符号中间被链接起来的躯体。从此之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依赖于这个巨大的符号能指链条，这就是结构主义的诞生，正如战后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所说：“文本整体在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历时性要素，它应相当于一个系统状态，一个历史的‘断层’……文本整体应尽可能地将一个同时性的整体合在一起。”⑥这样，符号构成了一种脱离于历时性状态的共时系统，这个系统拥有自己的整体和原则，在文本整体中，它以自己的原则同时塑造着世界和主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宣告了作者之死，也指出了在文本整体的背景下，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主体的地位高度依附于结构主义符号系统，除了文本之外，图像、甚至流行服装、餐馆的菜单都变成了符号体系，那么我们在着装和点菜时，表面上是我们作为主体在穿衣和点菜，实际上我们高度依赖于一个文本整体的符号体系，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被符号操纵的主体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符号能指链上的语义和符号交换。任何人在着装和点菜上不会具有根本差别，因为这都是同样的符号系统，用法国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的话说：“符号是一种区分，它通过排他而构造自身。一旦被纳入某种独特的结构之中，符号就将自身排列于它所固定的领域之中，屈从于分类，在体系的控制中分别代表着能指与所指。由此，符号给予它自身某种完整的价值：明确的、合理化的、可交换的价值，所有的现实性都在结构中消解了。”⑦在鲍德里亚这里，符号的能指链已经成为架构整个世界的母体，我们与所有事物的关联，都必须通过这个符号和文本的母体来进行。或许，这就是本雅明一开始看到的机械复制时代的作品的命运，也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机打文字对手写文字取代的必然后果，主体经验的丧失不仅仅代表着作品灵韵的消逝，更是将主体送上了符号能指链的架构中，成为符号的提线木偶。在作品成为机械复制作品、文字变成印刷文本的那一刻，符号已经僭越了权力。我们如同陷入了符号文本的囚笼，在我们不断用文字抵抗符号的文本时，实际上只是用新的文本取代了旧的文本，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逃离文本整体的母体，我们书写的文字和书籍实际上只是加固了这个符号的囚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