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认识史上，电影与传统戏曲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中国电影与中国戏曲发展相向而行。从电影诞生时起，戏曲，以另类的电影化方式，彰显了影像的活力。探寻戏曲与电影结合的影像史的形成、发展及条件，不难发现它的超时空的审美价值及其重新带回更广大的观众的可能。 一、民间与观影的活力：戏曲为什么要拍成电影？ 早期的电影，作为日常娱乐与文化消费活动，包含着猜不透的神秘莫测的谜和民间活力。西洋影戏运到中国，最初的放映，是在茶园一类的地方。郑君里在谈到这个情况时，把它和京剧联系到了一起，说：“当时的电影商业，亦和早期的京剧一样，附属于茶院里面。”①这是有趣的事情。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全市各类大小茶园(戏院)先后有114家，广东路、福建路、福州路一带最为集中，有71家，大多上演京剧。据史料记载，同治六年(1867年)，上海的京式戏馆满庭芳茶园开幕，邀请京角来演，“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申报》所载戏曲广告剧目，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3年达800多个，时称“梨园之盛，甲于天下”。“1851-1872年间英租界先后有八家戏园开业，其中兼演徽、昆、梆子的戏园有四家，专演昆曲的一家，其余三家均为京班。”②事实上，多数茶园、戏院并不只演戏曲，文明戏以至各类演出项目，都可以在此呈献。海派的兼容并蓄得到展现。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应云卫，年少时“放了学就泡在剧场里，不仅看苏滩，还看文明戏、申曲、滑稽戏等，此外电影、魔术、摩登歌舞，在‘大世界’里应有尽有，使他大开眼界”③。 由茶园戏院到专门的电影院，这似乎成为“影戏”/电影进入城市主流的重要方式和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新生的“影戏”，呈“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为其吸引的观者如人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世人普遍感叹：“20世纪的人，竟能享这个眼福，真是古人梦想不到的事。”当然，当时人们也意识到，影戏“所欠缺者，言语与呼吸耳”，这是说，当时看到的仅仅是默然无声的电影片段。 但是，观众仍认为看电影比听戏强。面对电影，当时的人们叹其为“一百年来未有神奇之影戏”。1909年2月5日《大公报》，刊有《看电影大有益处》一文，称看电影“益处很大”，无论哪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长许多的知识。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同时，外国电影中“有许多的道理，很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第三是那些“离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开心散闷”“比听戏强”。赞叹那做电影的人，搜索枯肠，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 《定军山》拍摄，程季华《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刊于《中国电影》1956年第12期)和《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14页至第15页的记述(邢祖文执笔)，都讲述说：此片拍摄，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北京本无摄影场)，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拍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并引称《电影》周刊第14期(1938年12月7日上海出版)文章，说丰泰照相馆当时摄制的一些由谭鑫培、俞菊笙等京剧演员参演的影片，曾先后在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程季华文章和《中国电影发展史》都先后引用此句)。 看电影基本被人们视为一种休闲和娱乐。看电影和听戏不一样，虽说看电影显然有一种氛围及寻求智识的趣味在，但同时却又处处渗透出时尚、时髦、俗世的味道。“上海清末有3家电影院2250个座位；1926年以前又新增14家电影院11600个座位，两者合计有17家电影院近14000个座位。如果按每家电影院每天放映三场、每场平均上座率百分之五十计算，上海的电影院每天约可有2万名观众，则每年的观众数量约可达到700万人。这样的观众数，已经可以与当时世界其他大城市相较而无落伍之处。”④1932年，汤晓丹在上海拍了天一公司投拍的粤剧电影《白金龙》，一炮而红，在香港、广东等地大受欢迎。爱看电影的人确乎非常多。1934年的一项针对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人们在回答如何选择“最普遍之休闲生活”的问题时，选择看电影的就占了54％，而选择去游艺场看歌舞表演的有24％，选择听京戏的则为20％。⑤ 二、照相/电影：另类和正统角逐的戏曲电影化 电影与戏曲两种艺术形态的美学差异当然存在，电影注重写实和现实性，戏曲注重写意和虚拟性。作为最早的京剧电影，由丰泰照相馆拍摄而成的《定军山》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⑥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影视文化》第1辑，1988年出版，是王越于20世纪50年代末采访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所写的追记文章，但称拍摄时间为该年“上半年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