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中，跟左翼电影和左翼电影运动一样，进步电影和进步电影运动也是“被发明的传统”①。作为一个仍在生成并趋向经典化的影史概念，只有通过系统的知识组织和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努力回到其概念生成的原初现场与内涵展开的历史语境，才有可能克服此前影史著述中经常出现的偏颇、含混或悖论，将其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中国电影史的重写实践，并对其丰厚的艺术美学与思想文化底蕴予以分析阐发，使其成为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不可或缺的基石。 现在看来，进步电影和进步电影运动是在近世与现代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民主思潮以及科学观、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全球冷战背景里，在与苏联、朝鲜、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日本、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电影的比较参照暨全球性的电影冷战史中不断展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风云与思想改造、路线斗争的复杂情势中艰难跋涉，并在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②出版前后获得正式命名的；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史研究者的相关论述中得到持续地阐发。在几代港台电影史学者的视野里，二战后以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运动和粤语电影发展，离不开内地进步影人尤其南下影人的作用和影响；同样，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口述访谈、理论批评和影史叙述中，以长城、凤凰、新联与南方、银都等影业公司为代表的香港左派电影，已经被体系性地纳入进步电影的历史脉络。 这也表明，进步电影虽然主要是冷战意识形态与电影冷战的结果，却也纵横交错地关联着东方西方、海峡两岸从战争到冷战再到后冷战等较长时段的电影历史及观念表达和价值选择，并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见证政治与商业的博弈、国族与党派的竞合，在左翼电影与人民电影的对话关系中获得认定，因而具有跨越国家与地域界限、弥合政治与文化分歧、朝向现实与未来开放的多重功能。 如果说，左翼电影是中国电影百年坚守的学派标识，那么，进步电影就是中国电影更加深广的学派底蕴。 冷战意识形态与进步电影的概念生成 作为影史概念，进步电影是冷战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斗争在中国电影史里的交互表达，也是电影冷战在中国电影历史叙述中的集中体现；而作为一个颇具跨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影史概念，进步电影的生成史可以被当成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学派的深厚背景和广泛基础。从电影冷战史的角度考察进步电影的概念生成，不仅有助于将中国电影史研究导向更加深广的全球语境，③而且有可能对包括《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在内的各种影史叙述做出更加冷静的评判，还可以摆脱影史编撰中的政党斗争线索或西方中心惯例，在整体观、主体性与具体化的视野下重写中国电影史，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提供重要的话语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跟电影相关的“进步”之说，虽然始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影业初兴之时，理所当然地也会受到民族主义、民主思潮以及科学观和进化论的影响，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许多报刊舆论中，特别是在《电影月报》《影戏生活》《现代电影》与《青青电影》等影响较大的电影刊物里，电影的“进步”或“进步”的电影仍然主要指向编导、表演、摄影和声音等领域的人才、技术、设备拓展及其市场规模效应，跟特定的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的选择较少关联。例如，马二先生《中国电影事业之进步》(1922)一文中的“进步”，④主要描述的是北京、上海两地电影放映场所的愈益“发达”；王元龙《吾国影戏的进步》(1928)一文中的“进步”，⑤则意在呼吁“吾国影戏”尽力摆脱对欧美电影的“仿效”而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而在梁云谷《国片之进步观及今后发展的先决问题》(1935)一文中，更是直接从“剧本”与“技术”(包括摄影、布景、声音等)两个方面讨论国产影片的“进步观”，并明确指出，国片发展的“先决问题”主要在于“人才的养成”“资本的补充”“完善的设备”与“胶片及一切摄制工具之制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电影自由独占的发展下去，向帝国主义电影作积极的抗争”。⑥直至1947年，在一篇报道印度电影事业“进步之速”的文章中，⑦仍然强调了印度电影“工业化程度”之高及其比中国电影更加“进步”的“器材设备”和“技艺水准”。 从概念的内涵拓展层面，将“进步”的电影或电影的“进步”跟特定的思想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肯定性倾向联系在一起，还是应该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左翼文化的兴起与新兴电影运动的推波助澜；尤其凤吾《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1933)⑧与尘无《中国电影之路》(1933)⑨等文章，通过逻辑地辨析以好莱坞为首的外国电影所具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重性质，开始明确地号召中国电影走上“为了中国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前途”。这种“前进之路”，也被郑正秋更加具体地以“三反主义”口号提出来：“我希望中国电影界叫出‘三反主义’的口号来，做一个共同前进的目标，替中国电影开辟一条生路，也就是替大众开辟一条生路。什么叫作‘三反主义’呢？就是——反帝——反资——反封建。”⑩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列宁斯大林的电影观念与苏联电影的影响，也在沪港各地国防电影、大后方抗战电影与根据地人民电影中得到更多体现，批评界开始直接以“进步”指称苏联电影以及具有反帝反资反封建倾向的国产电影。其中，署名“曼”的《进步的苏联电影》(1939)一文，便认为苏联电影的“进步”不仅表现在“技术”和“演员”方面，而且表现在电影之于“苏联社会中的力量”；(11)白薇在《进步的电影——〈八百壮士〉及〈孤岛天堂〉的观感》(1941)中也一再强调，“粗制滥造”的时代已成过去，在一切都“飞跃地进步”中生活的中国观众，正要求着“意识”和“技艺”都“进步”的电影。(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