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4-0013-08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中国电影诞辰116周年，革命的发展与电影的流变可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若要探究电影与革命的交汇处，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论题，左翼电影运动也成为了阐发的源起。近年来，电影学界对于左翼意识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左翼电影研究、左翼影评研究以及个案研究等，但对于左翼意识形态与电影革命百年传承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却并不多见。因此，对中国电影与革命的交叉与融汇进行多维度观照与书写，有其理论价值。 从词源学上讲，“左翼”又称“左派”，《辞海》解释为：“右派的对称，一般指政治上激进或革命的派别或政党，有时亦指个人。”[1]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制宪议会，“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第三等级议员坐在了席位的左边[2]，因此这一充满偶然性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奠定了“左翼”的政治概念。在中国，“左翼”一般是指称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同情工农革命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这个概念在上海被普遍用于文化的范畴，指称一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关或者同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化活动。[3]“左翼”进入电影领域后，成为了“革命”“进步”的代名词，建构了视蒙昧、奴役、腐朽、迷信为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话语，在百年中国电影中呈现出丰富的革命意义和复杂独特的面貌。本文采取意识形态理论视角，以中国主流电影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电影历程，追寻电影的革命文化建设，以迎接建党百年，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一、革命源头：左翼电影运动的生成机制 罗伯特·C·艾伦(Robert C.Allen)、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说：“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生成(因果)机制。”[4]左翼电影运动的发生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当然，这里的原因指涉世界性的宏大背景和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与艺术自身、经济、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个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马克思文艺思潮都对中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苏联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开了新的航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将左翼思潮推到世界面前，以为民众服务作为宣传观点，以此构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路径。日本的“倾向电影”充满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左翼电影艺术的洪流中昙花一现，“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旗帜较前者更为鲜明，喊出了争取无产阶级电影自由的口号，对象为工厂和农村。美国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通过喜剧默片将民主、人道、快乐的精神注入世界左翼电影中，鲜明地展现了反法西斯政治色彩。在接受苏联等国家的进步影片、电影理论和左翼思想后，二战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一新的电影流派和美学思潮，成为了世界左翼思潮的一员。 反观国内，左翼电影运动的生成语境纷繁复杂，与特殊社会环境、政治意识形态等关系密切。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带来了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到了中国，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无产阶级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在主流思想和理论的一系列传播和充足的人才储备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有了焕然一新的路径与面貌。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肆意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破坏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举行了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革命不断扩大和深入。就在蒋介石反动派围剿共产党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激起了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愤怒和民族意识的彻底觉醒。 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逐渐高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以下简称“文总”)促进了文化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开启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序幕。1931年，“文总”所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成立后，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左翼电影运动”的作用在于：“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5]党在电影领域的方针，面向的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这样写道：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电影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战斗纲领，“革命电影运动经过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两个发展阶段”。[6]514这一历史叙说奠定了左翼电影运动响应党的政治号召和服务于革命政治的传统定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得以确立。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是左翼电影运动吹响号角、正式开始的标志，1933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年”。 中国共产党进入电影界建立阵地，以1932年7月由党领导的“剧联”影评小组和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为重要标志。当时，明星影片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在动荡的时局中找寻出路，周剑云寻求同乡钱杏邨的帮助，因此与夏衍和郑伯奇等左翼电影运动领导人结识。以电影为斗争武器，“明星”为顺应时代接受了这一方针，并发出聘请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人为编剧之邀请。三人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上报告了此事，瞿秋白表示同意。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党的电影小组由此成立，夏衍为负责人。但是电影界的情况十分复杂，人员情况和阶层混杂，困难与危险十足，电影成了“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7]，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分别化名黄子布、张凤梧、席耐芳，参与到“明星”的编剧等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