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基本含义就是办法，它是人类认识事物，解决所遇到问题的手段”(刘永佶，2012[1])。方法论是关于此种手段的理论、体系，既存在一般规律，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根据问题变化所采取方法的差异性上。新时代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面对中国贫困问题这一现实矛盾，在传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特定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不同特点，将方法论一般理论与特殊现实相结合形成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论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该方法论的研究及其中各范畴之间有机联系的阐述，对于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推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根源、不同个人的反贫困实践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一、从实践出发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是新时代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方法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①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凸显实践的现实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③，理论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但不能代替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立了牢固的实践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与中国实践密切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其形成、贯彻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出发，将革命实践主体范围扩大，强调农民阶级的力量，同时基于中国革命实践解决了人的认识怎样从实践发生、如何服务于实践的问题，批判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具体来说，第一，马克思根据他所处的历史条件，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实践的主体，而农民阶级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⑤，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的研究认识到，“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⑥，扩大了革命实践主体的范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主体保障。第二，不断拓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930年，针对中国工农红军内部分同志迷信“本本”而不做实际调查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理论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实践，“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⑦1937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明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返回指导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将感性认识、概念、理性认识统一于实践基础，批判了党内的“经验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针对信奉苏联教科书、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展开了批判⑧。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充分理解和发展运用，带领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应用基础。 第二个阶段，邓小平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命题，确立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成了从强调革命实践到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转化。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加明确，重拾并践行了马克思、毛泽东的实践观，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了和平时期物质生产实践的决定地位。马克思在总体上确立实践的地位，毛泽东将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将实践观具体化为物质生产实践，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 新时代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反贫困事业中实践的主体地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解放和发展贫困人口生产力为根本途径，形成从实践出发解决贫困问题，继而用实践检验贫困问题解决效果的方法论闭环[2]。总体上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脱贫攻坚摆在战略位置，提出精准扶贫基本方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提高反贫困的实践地位。“精准脱贫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3]25重点上，结合过去反贫困实践和新时代中国贫困问题现实，将农村贫困问题摆在首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⑨关节点上，将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生产力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和关键举措。贫困的根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无法满足群众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伴随性反贫困效应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将物质生产实践从全国纵深推进到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提出精准扶贫，落实到具体发展产业的层面上。“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⑩。在终点上，框定“两不愁、三保障”为衡量脱贫攻坚效果的实践标准。“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11)，在实践中检验效果，“对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要严肃查处”[3]123。从实践出发是中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方法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反贫困理论和方法正确性的根本标准，正是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中中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指导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根本方法，指引着中国反贫困事业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