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历经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带来重大变革，也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数字化已经成为各部门、各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产生了能够改变现有价值主张的颠覆性创新[1]。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运作方式，促进了不同组织间的协同整合[2]，“数据、算力、算法”的综合运用加快了决策过程，使得更快速的响应成为可能[3]。社会固有的生产生活规律、组织形式、治理体系、法律制度规范等，都面临着数字时代全新发展逻辑的挑战与重塑。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快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进程，倒逼组织的运作模式及商业结构变革，综合赋能社会治理，并成为各国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压力的一剂良方。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数字技术生态系统，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尤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变化需要加速创新转型，基于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获取多样化发展效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提高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和国家治理全面转型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党中央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中国、数字化转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深化改革总目标，功能强大、不断迭代出新的数字技术和未来可期的智能技术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技驱动力。以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社会建设、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领域的数字中国建设正持续推进，并为国家治理体系赋能科技力量。2021年两会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第五篇，专门用四个章节阐述“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数字化转型的议题。数字化转型意义之大，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全局性的角度，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议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赋能。 二、数字化转型的由来和研究脉络 (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DT)的概念源于私营企业的实践。例如，Tobias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变革，引领着企业运营、业务流程和价值创造的独特变化[4]。Matt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战略是一个蓝图，它支持公司管理由于数字技术的集成而产生的变革，并支持转型后的运营[5]。安筱鹏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解决复杂不确定性问题，不仅提升效率，更是能力的跃升，从而构建企业新型竞争优势[6]。随着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亦进一步拓展。Agarwal[7]和Majchrzak[8]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指通过使用数字技术使得社会和行业发生深刻变革。作为一个改革过程，它强调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性技术的结合，触发实体(entity)属性的重大变化，从而改进实体的过程；作为一种归纳框架，数字化转型可以被描述为组织对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做出响应的过程，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改变他们的价值创造[9]。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应当体现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组织的深刻变革两个明显特征。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旨在寻求组织在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策略或者组织间关系甚至组织网络上的根本转变[10]。Verhoef指出，数字化转型不同于数字化(digitization)，后者仅仅涉及将模拟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而数字化转型涉及的是业务流程的变化及组织结构与战略模式的变革[11]。综上，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在信息技术应用不断创新和数据资源持续增长的双重叠加作用下经济、社会和政府的变革和重塑过程。 (二)数字化转型的要素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要素是数据。数据是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其核心关键作用首先是，作为一种信息沟通的媒介，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基于数据的信息透明和对称，提升组织的综合集成水平，提高社会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12]。同时，诸多文献都强调了跨职能部门的协同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3，14]。组织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不协同是数字化转型必须跨越的鸿沟[15]。跨越这一组织鸿沟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或部门，并保持这个组织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通过保持相对的灵活性，实现在保持现有资源的同时实现创新[16]。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组织边界、实现部门协同是数字化转型在组织层面的必然结果。此外，有学者指出人才要素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瓶颈，人才的数字素养和操作技能是承接技术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关键[17]。首席数字官(Chief Digital Officer， CDO)这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孕育的新职能是领导组织进行数字化创新、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18]。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清晰的数据权利和注重数据安全亦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保障[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