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06.17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举措。201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实施学徒制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学徒制可以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1]。2015年我国正式拉开了现代学徒制的序幕，当年教育部就遴选了165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017年第二批、2018年第三批又分别遴选了203家、194家试点单位，至今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已达562家。2018年、2019年教育部分别对第一批、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进行了验收。 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校企深度合作的育人模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在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基础上，2019年，教育部又提出了要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明确指出“全面推广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学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2]。学徒制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标志着现代学徒制正式从试点走向了制度化建构。因此，在多年试点探索实践后，十分有必要对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经验进行深入调查与总结，从而客观评价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运行的现状，找到制约现代学徒制全面实施的问题症结，为现代学徒制实施提供政策支撑。 二、企业参与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现状调研 为了解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企业利益驱动的现状，分别通过设计专门问卷进行调查，以及走进参与现代学徒制项目的院校和企业，在田野中面对面访谈的方法。借助问卷调查法从“面”上调研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利益驱动的基本状况，借助访谈法从“点”上调研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利益驱动的关键点，试图了解当前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利益驱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问卷调研选择的对象是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具体的调研对象为合作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访谈调研的对象既有来自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人员，包括院校长、专业负责人、一线教师、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学生，也有来自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者、企业师傅等。本次调研总计发放企业调研问卷300份，共回收210份，面对面调研访谈28人。 (一)宏观视角：社会系统层面动机的影响 1.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机的整体现状。企业生存的目标是盈利，因此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有效实施，必须能够为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带来利益，这是影响企业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的重要因素[3]。除此之外，校企之间能否建立起信任关系以及信任的程度也是影响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关键因素[4]。 本研究调研发现，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最主要利益诉求在于进行人力资源的战略储备(87.60％)，其次分别是提升企业的社会声望(43.30％)，获得政府税收减免与优惠政策(41.00％)，企业负责人自身意愿(22.40％)，有18.60％的企业承认参与现代学徒制是为获得低成本劳动力。调查显示，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积极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即企业对待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既不是积极参与，也不是消极旁观。 2.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沟通制度建设的现状。除要建立沟通协商的平台，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协商机制对双方的沟通交流合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校企双方想维持长期的合作，则必然要就双方在现代学徒制合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建立及时的沟通与协商渠道。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高职院校在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与企业沟通协商稳定机制的建立仍然停留在初级状态，如图1所示。若在现代学徒制运行实施过程中，校企双发发生了矛盾与冲突时，无论是高职院校还是企业，超过一半的被访者都认为当前解决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通过合作双方代表的私人关系进行协商解决，远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冲突解决机制。
图1 高职院校与企业在合作中冲突的解决路径示意图 在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是一个核心环节，这一环节需要企业方深度的参与。从目前的调研结果来看，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当前仅有19％的被调查院校与企业建立起了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度化沟通协商机制，另外4/5的被调查企业与学校都没有建立或者正在试图建立。而从学校的视角出发看，当前建立制度化人才培养方案沟通机制的比例仅有29.7％，其余没有建立制度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沟通机制。 3.社会系统层面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机分析。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效果显现有较长的周期，参与的企业对此基本上都已经有相应的了解。尽管企业以追求短期利益为主要目标，但是在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过程中，部分企业已经将人才的长期储备和提高企业声望这类无法在短期转变为经济利益的目标作为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目的。 相应的，在社会系统层面校企间合作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不能够仅仅依赖于校企之间短期的经济利益交换。此时，需要社会系统中的信任机制作为基础，构建校企间的信任关系。由于我国社会的信任机制更多的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基础上[5-6]，而不是建立在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基于社群规则的高信任社会基础上[7]。因此，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校企合作的沟通形式也主要依赖于合作双方主要负责人和代表之间的私人关系，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尽管采用基于熟人和半熟人的校企间信任机制，有助于提高校企间的沟通效率，但是缺乏合作的稳定性，如果遇到主要负责人和代表人的人事变动，就有可能造成合作的停摆，甚至是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