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有一对关系，虽然不如“男/女恋爱婚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等那么明显，却一样重要而又闪耀，这便是“姐妹关系”。“姐妹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仅指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广义上则包括非血缘关系但同时又基于一种同事、同学、朋友等建立起来的姐妹亲密关系。本文选择后者，因为正是基于广义上的“姐妹关系”探讨，方才能够拨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迷雾，从而深入分析“姐妹关系”与现代性之间的内部张力问题。 本文选取了早期中国电影中三种较为典型的“姐妹关系模式”来进行研究，分别为：“双生花模式”“献祭/牺牲模式”和“切片模式”。之所以选择这三种模式，乃是因为这三种模式在以“姐妹关系”为主的影片中最为典型，在后来亦有延续。本文的目的是将之与叙事结构的分析联系在一起，从而更深层次地探讨其在创作中的独特性及历史意义。 一、“双生花模式”：以《姊妹花》为代表的新探索 “双生花模式”是早期中国电影极其卓越的创造之一，它不仅独步于当时的中国影坛，也与世界电影及其后来的创作保持了某种独特的联系。这里所谓的“双生花”，特指一种孪生姐妹关系但在银幕上又是由同一演员来饰演的“双女主”现象。在中国，当首推《姊妹花》。 这部1933年由郑正秋编导拍摄的影片，主要表现了生长在不同社会环境里一对孪生姐妹大宝和二宝(均由胡蝶饰)的不同遭遇。影片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首轮影院连映六十余天，二轮影院连映四十余天，三轮影院连映十余天。胡蝶演唱、“百代”灌制的该片插曲《催眠曲》非常流行，街头巷尾妇孺皆唱。《姊妹花》打破了上海中外影片的卖座纪录，大获成功！1935年，《姊妹花》游历欧洲的历史也是光彩的一页。无论在苏联还是欧洲各国，它都获得了好评。①如此巨大的成功，郑正秋本人首先将之归功于观众的喜欢：“情愿出了钱到新光去出眼泪，这是对于《姊妹花》看过又再看的许多看客辗转相告的一句话。这种口号宣传的活广告，比各大报的全封面，比专为一片出特刊的新影评，号召的力量要强得多的多呐！”②观众的反应亦是如此，认为该片不仅揣摩了社会心理，更认清了观众的程度：“《姊妹花》的情节如何凄哀，表演如何真切，凡看过的人都能称道。尤其是几幕对写，赚得不少女太太们的眼泪。有些人说，《姊妹花》很有新剧色彩，我说：这就是编剧者的聪明，自古道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看透了社会心理，和观众的程度，才来这么一本《姊妹花》，才会打破卖座纪录，才会替中国电影界一吐气！”③谭春发认为《姊妹花》之所以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它的通变，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具有最高层次的哲学主题和家庭悲剧主题；其次，在影片中，郑正秋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方向，把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人物这两个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电影想象，在情节发展中突出地、清晰地、连贯地描写它们，达到政治的真实性；此外，在创作过程中，使传统的巧合手法与艺术真实性相结合，发展了胡蝶一人饰二角的表演技能，强化了影片的观赏性，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理。④ 上述分析是非常到位的，但本文认为，《姊妹花》之所以如此成功，甚至跨越近百年的历史而一直有着持续魅力，最重要的是来自结构上的力量。这种“双生花”的模式，本文称之为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镜像结构”或“分身式镜像结构”。此结构的特点为：1.平行而又对立的“双女主”角色设置。她们几乎平分并共享银幕时间，但同时她们又是对立的。这一对立，基本是基于贫富、善恶以及性格上的强烈反差等等。2.对称式的叙事编排。不同于线性叙事结构的起承转合，该片采用了对称式的对比蒙太奇组合手法，将自然空间、叙事空间、人物性格等等统统纳入结构性的对比之中。3.性格性、阶级性差异及冲突大于事件冲突。不同于一般以事件作为对立冲突的矛盾设置，该结构更注重通过性格上的差异、阶级性的差异等等来制造矛盾、推动叙事发展。4.悬疑式的大团圆结尾。这种结尾设置，也可叫做“开放式结尾”或“缺口圆式大团圆结尾”，意即结尾采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封闭性的大团圆处理方式，而是一种开放式的、悬疑式的。以《姊妹花》为例，二宝认了姐姐大宝并带她前去找钱督办求情，看似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但实际上，钱督办能否答应却是一个大大的疑问。这个虚假性的结尾或许正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 那么，这一结构缘何具有如此大的力量？答案则在于：1.它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批判的角度和力量。这一点，郑正秋本人不仅注意到了，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创作这部影片的基础。在《〈姊妹花〉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一样是一个女人，为了环境不同的缘故，那姊姊穷穷苦苦做活，还是不能帮着丈夫养家活口。顾了老的，就顾不了少的；顾了小的，又顾不了大的；只好丢下自己亲生的两个小孩儿，去到阔太太的公馆里当奶妈。把自己的奶奶，去喂别人家的孩子。弄到做成女囚犯。那个做妹妹的呢？为了有一个靠着私贩洋枪发财的爸爸，就嫁了一位有财有势的军阀，养成了一派作威作福的脾气。对着下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无形中造成了‘只知道自己打牌要利市，不顾穷人一家四条命’的罪恶。”⑤这段话不仅体现了他一贯为弱者鸣不平的主张，更可以感受到其中所蕴藏的批判力量。或许，通过阶级差异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并非是郑正秋所独有，但通过巧妙结构放大这一矛盾并让普通观众皆能潜移默化地接受，则是郑正秋首创。2.通过技术之魅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光晕”。在现实生活中，孪生姐妹或许并不算稀奇，但在银幕上，“通过一个演员饰演一对孪生姐妹并同场竞技，这却是非常稀奇的。他(摄影师董克毅)采取先算好位置和距离进行分拍，后剪接的特技处理方法，使一人扮演的两个角色同时活动在银幕上”。⑥这种通过技术所制造的“奇迹”，决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深入到故事结构之中，通过技术手段完成了一种整体故事所散发出来的现代性“光晕”，在这一点上，它是尤其迷人的。3.这种镜像结构，为观影者提供了一种身份认知以及探索自身的可能。以“二元对立”和“分身”所建立起来的结构，其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镜像结构”。它不仅使片中的大宝和二宝能够互为镜鉴，也使得观者和银幕之间产生了一种镜像观照，它将观者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分离出来，并在一种“分割”中，反观自己并思考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