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消费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在经过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后，虽不断“遇寒”“遭冷”乃至直面疫情，“整体增速放缓”，但仍然在一种“新常态”下稳步发展。

      “新主流电影”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无法明确界定什么题材什么主题什么心态或类型才是“新主流”，但新主流电影是近年来业界实践，学界关注探讨的重要现象则为不争之事实。关于新主流电影是对“三种电影”(即我们惯习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之界限的跨越或模糊化，是电影的某种“大众文化化”趋向[1]，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体现出成熟的适合中国体制的商业化思维，是对主流电影市场和主流观众的尊重，等等，则显然已成共识。

      的确，从《建国大业》的“三建”系列到《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有一条明晰的新主流电影发展的轨迹：2019年，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契机，“新主流电影”与宏大的国族主题亲密“合谋”，达成主旋律、商业和平民意识形态的组合，推出《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新主流电影大片”。2020年，中国电影遭遇疫情危机考验，遭受电影“停摆”困境，但很快恢复了生机。《我和我的家乡》“接棒”《我和我的祖国》，《夺冠》《金刚川》等以独特的题材拓展和“空间生产”，唤起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影热情，不负众望引领观众重归影院，奠定了特殊时期中国电影票房登顶世界票房最高的基石。

      近年“新主流”作为一个影视视听文化潮流还向电视剧、剧集等传媒领域延伸，如抗美援朝题材的《跨过鸭绿江》，聚焦国家“扶贫”时政主题的《山海情》等，都以宏大的国家主题，国家部门引领、公私多家合作和宏观全景式的大格局而可以称为新主流电视大剧[2]。

      这一新主流影视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其成败得失，值得深度学术探讨。

      一、术语与现象：从大片到中小成本电影的分层和空间生产的多样性

      新主流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如果借用“体制内作者”术语的话，新主流电影则是一种“体制内”的电影生产。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大片”到新主流电影向电视剧集等领域扩容延展的态势看，新主流影视文化的生命力颇为强大。

      从最早该术语的界定来看，“新主流”是对传统的电影“三分法”固有界限之跨越。“此类电影开始尊重市场、受众，通过商业化策略，包括大投资、明星策略、戏剧化冲突、大营销等，弥补了主旋律电影一向缺失的‘市场’之翼。而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票房的上升与传播的扩展也促进了主旋律电影所承担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实施，这是作为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主流电影的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赢。因此，在世纪之初，‘新主流大片’概念被提出并得到相当的认同，达成的某种共识实际上表征了‘三分法’的界限逐渐模糊，逐渐被抹杀被抹平的事实。”[3]

      

      图1 电影《建国大业》(2009)

      “新主流电影”最初以“大片”的样态引人注目，故称“新主流电影大片”。“三建”系列(《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尤其是《建国大业》堪称“始作俑者”：大制作，高成本，明星云集。此类电影常以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红色经典为题材原型或IP，以塑造国家形象，表达集体主义精神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宏旨，极力生产能够打动人心、凝聚国族意识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物，正面或侧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气派、中国风度和中国形象，但在操作层面上，则遵循市场原则，力求最大可能的商业化盈利(图1)。

      无疑，新主流电影既是业界卓有成效、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实践，也是引发学界强烈关注和普遍共鸣的重要现象。从文化上说，它体现了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对主流观众以及多元复杂的分众的尊重！它更是一种追求趋向，一种开阔的胸怀，体现了多元、包容、宽阔的艺术精神和文化气度。

      当然，这一术语，也产生了一些质疑，如孙佳山就指陈“‘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首先就存在考据等学理性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新主流电影”立论的基础是票房，“无论是尹鸿等学者认定的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还是陈旭光等学者认定的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中国当代电影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等话语演变的关键节点，正是来自票房。关于‘新主流’的相关讨论，也从马宁等学者定义的‘新主流电影’，翻转为今天似乎默认为常识的‘新主流大片’。同样，无论是尹鸿等学者所认为的一系列被认为体现了‘新主流电影’特征的‘标杆’影片。这些影片票房都在5亿元以上，证明了它们都是真正的市场上的主流电影；还是陈旭光所分析的‘人口红利和影院银幕等的刚性增长’，他们都在共享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预设前提，那就是已经取得的票房佳绩和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票房空间预期，是支持他们各自理论、批评等话语的合法性来源”[4]。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左右开弓，在批评了马宁、尹鸿、笔者关于新主流的论述之后，又批评笔者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判断为“尴尬的‘电影工业美学’[5]。当然，这都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学术质疑。但我觉得他对几个关键术语的辨析梳理还是不太充分，有些判断下得超前了一点，绝对了一点。另外我也想“怯怯地”问一声，票房难道不能是“新主流”的标准之一吗？既完成主旋律电影的功能，又兼顾了市场，不用政府“养”，这难道不好吗？这难道不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吗？观众不就是人民的另一别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