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千禧之年，中国电影进入21世纪。从20世纪末开始，“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的渐显，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则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这一社会冲突直接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品格和面貌。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渡中，电影在继续用‘主旋律’书写来传承主导政治的权威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向文化工业转型”①。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的转型进程逐渐走向了重构。面临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环境，在困惑和焦虑中，中国电影迎来了从2002年开始的全产业链市场化开放和改革。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世界的循环将中国置入前所未有的全球舞台；在当时蒸蒸日上的电视产业和渐渐兴起的互联网冲击下中国电影试图重新回到大众文化的中心；主流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要求使电影的题材选择和表达空间都出现新的变化……这在20年中，中国电影行业的改革释放出超出想象的市场活力，虽然有好莱坞电影的咄咄逼人，有电视和后来的互联网媒介的巨大冲击，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但电影终于再次成为了文化生活的主角。 新世纪的20年，第四代导演渐渐退隐，形成了以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第五代导演、1960年代前后出生的第六代导演以及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导演，甚至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导演四代同堂的创作格局，②虽然没有出现新浪潮、新现实主义等那种鲜明的创作思潮和流派，但主旋律电影、大片、类型电影、文艺片、动画片、高概念电影、贺岁片、IP电影、新主流电影等各种创作现象纷纷出现，既产生了一批在市场上被观众认可的高票房类型影片，也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市场效应叠加的头部电影；还出现了一批不同程度触及到社会矛盾、现实冲突、阶层差异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文艺片、艺术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英雄》(张艺谋导演，2002)、《十面埋伏》(张艺谋导演，2004)、《可可西里》(陆川导演，2004)、《无极》(陈凯歌导演，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导演，2006)、《夜宴》(冯小刚导演，2006)、《疯狂的石头》(宁浩导演，2006)、《三峡好人》(贾樟柯导演，2006)、《集结号》(冯小刚导演，2007)、《赤壁》(吴宇森导演，2008-2009)、《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导演，2009)、《让子弹飞》(姜文导演，2010)、《桃姐》(许鞍华导演，2012)、《一代宗师》(王家卫导演，2013)、《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导演，2013)、《人在囧途之泰囧》(徐峥导演，2013)、《当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璐导演，2013)、《小时代》(郭敬明导演，2013)、《白日焰火》(刁亦男导演，2014)、《后会无期》(韩寒导演，2014)、《匆匆那年》(张一白导演，2014)、《智取威虎山》(徐克导演，2014)、《刺客聂隐娘》(侯孝贤导演，2015)、《唐人街探案》(陈思诚导演，2015)、《寻龙诀》(乌尔善导演，2015)、《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田晓鹏导演，2015)、《捉妖记》(许诚毅导演，2015)、《滚蛋吧，肿瘤君》(韩延导演，2015)、《冈仁波齐》(张扬导演，2015)、《烈日灼心》(曹保平导演，2015)、《驴得水》(周申、刘露导演，2016)、《长城》(张艺谋导演，2016)、《战狼2》(吴京导演，2017)、《无问西东》(李芳芳导演，2017)、《邪不压正》(姜文导演，2018)、《美人鱼》(周星驰导演，2018)、《红海行动》(林超贤导演，2018)、《我不是药神》(文牧野导演，2018)、《流浪地球》(郭帆导演，2019)、《无名之辈》(饶晓志，2018)、《地久天长》(王小帅导演，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饺子导演，2019)、《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总导演，2019)、《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总导演，2020)、《八佰》(管虎导演，2020)、《少年的你》(曾国祥导演，2020)、《刺杀小说家》(路阳，2021)……这个长长的片单，在不同的意义上成为这20年华语电影的“代表”，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在全球影响、市场推动、国家导向、观众更迭、艺术创新、行业重建、技术赋能、社会演进等复杂力量的制约、规定、助力、引导下所出现的主题、题材、类型、风格、样态的发展和变化，阐释了中国电影与时代、观众、政治、市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体现了国产电影的商业意识、市场观念、观众定位越来越成熟，反映了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对电影的深刻影响，甚至也反映出这种影响带来的创作误区和价值观迷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处在大变动中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人性选择、社会境遇的关注、关怀和关心。随着电影影响力重新受到重视，电影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形象、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在被称为“新时代”的近几年，电影被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其政治性、宣传性在新的产业化基础上全面升级，形成了所谓“新主流电影”所主导的电影文化。 新世纪的20年，是中国电影产业重构、观念重构、形态重构、本体重构、文化重构的20年，奠定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经济基础，确立了商业美学的创作共识，形成了大众、分众和小众创作共存的格局，形成了影院性为特征的现代电影美学，摸索了“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体系。这20年，虽然缺乏惊世骇俗的杰作，但却出现了产业蓬勃发展、市场欣欣向荣、创作千姿百态的生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继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前后、80年代前后中国电影三个发展高潮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第四个“高潮期”。回顾分析过去20年中国电影创作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的电影制度、电影文化、电影美学是如何建立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地基上的。这一理解也会成为对这一阶段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读解方法论。 一、产业重构：市场导向的经济基础 新世纪之初，中国电影产业几乎面临生死关头。国产电影年产量曾经下滑到50部以内；放映电影的有效银幕不过一两千块；全年票房不到10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是由分账发行的10部好莱坞引进片所创造的。而电视剧则替代电影，成为大众体验故事的第一载体。在国产电影“最危险的时刻”，破釜沉舟的电影行业成为第一个被全方位推向市场的文化行业。2002年，新的国家电影管理条例开始实施，电影全产业链向社会、民营企业和资本开放，推行院线制改革，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格局和壁垒被打破，借助市场的推动，体系内外的国有、民营、合资电影企业共同解放生产力，整个电影行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柳暗花明、绝处逢生。③可以说，新世纪初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对于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全行业向社会开放，打破行业封闭性，全面提升了电影的产业活力。社会资金、社会企业获得了行业准入的机会，资源效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短短几年，奄奄一息的电影行业便生机盎然，电影产量大幅度提升，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1008部，20倍的增长规模反映了行业发展的中国速度，其中头部电影的制作规模和投资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第二，打破了行政区划对电影资源的束缚，形成了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市场。电影市场过去由四级发行放映公司区域分割。院线制以后，电影市场的流通性增强，电影产品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全国银幕数量增长到七万多处，居世界第一；全国电影票房650亿，增长65倍，使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市场，也成为全球坐二望一的举足轻重的大市场，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