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04-0113-08 21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为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越来越紧迫的需求，我国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2019年我国面向高职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389个专业群进行布局建设，同时完成百万扩招的计划。自此，高职高专在校生达到了1280.71万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65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这为我国实现全民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变革做了教育准备。百万扩招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工程技术专家的强大需求，规模与质量的矛盾依然存在，提升质量的关键任务就是建立高职专业认证体系。专业认证(Specialized/Professional Programmatic Accreditation)是工程技术协会和高校对工程专业质量加以控制，以保证行业从业人员达到相应职业标准的重要手段。《悉尼协议》作为针对三年制工程职业教育质量的专业认证协议，对我国提升高等工程职业教育质量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工程职业教育认证是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及专业建设水平的有效方法，也是高职院校回归职业教育本身及专业建设，持续改进自身办学水平的重要机制，如何实现通过认证促进高职工科毕业生素质的提升，培养出更加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高职院校工科毕业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国和澳大利亚已在《悉尼协议》的依托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高职阶段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以英国和澳大利亚工程教育认证为案例来探究其推动认证及通过认证来提升工程教育质量的基本经验。 一、英澳高等工程职业教育认证主体：专业工程师与学术人员 认证主体是工程教育认证模式得以运行的基本要素，也是认证模式能否发挥足够效力的关键。由于认证主体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主体成员的不同价值观会导致其对认证标准判断的差异性，因此认证主体的成员结构将直接决定该套认证模式的有效程度。世界各国工程教育认证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专业工程师优先，此类型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工程教育认证主体特征，英国的认证主体中专业工程师就占据了绝对比例；二是学术人员优先，是工业发展相对一般的国家工程教育认证主体的显著特点，澳大利亚的学术人员在认证主体结构上具有绝对优势。 (一)专业工程师优先的英国高等工程职业教育认证主体 专业工程师优先(Professional Engineers Dominance)主要体现在高职阶段工程教育认证主体的人员比例分配上，英国的认证主体经由英国工程委员会(Engineering Council United Kingdom，简称ECUK)认证的专业工程机构决定，一般包括专业工程机构中两到三名工程师代表和一名英国工程认证委员会(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Board)工作人员组成[1]，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除工作人员外绝大多数为专业工程师。这种认证主体人员类型配比与英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状对人才类型的需求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英国偏重于工程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工程实践人才质量的关注以及相应培养体系的建设，在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其工程人才就业力整体水平下跌，从一个侧面说明英国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其背后是工程实践能力的缺乏和培养过程中专业工程师指导的缺失。鉴于此，2017年英国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报告》中指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应该更多强化精英化并形成小规模、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并强调增加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障培养过程中工程实践资源投入的重要性。[2]因此，英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也通过改进《悉尼协议》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比例，将专业工程师的比例上调，积极响应政府及劳动力市场对于工程实践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学术人员优先的澳大利亚高等工程职业教育认证主体 学术人员优先(Academics Dominance)是为符合学术权力分配并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另一种人员配比方式。澳大利亚认证主体由澳大利亚认证管理系统(Accreditation Management System，简称AMS)负责，学术人员占认证主体构成人员的较大比例[3]，其认证主体人员类型的配比也与澳大利亚的历史发展与经济形态密不可分。澳大利亚工业的主要发展模式是学习技术并培育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移民是澳大利亚工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工业技术的发展三分之二来源于技术移民。澳大利亚对技术移民的审核一般仅需达到工程技术入门级，因此技术移民的工程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并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澳大利亚工程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工程师孕育未来》(Engineer Make Thing Happen)报告证实了澳大利亚正面临低水平技术移民的影响[4]，即现阶段技术移民的工业技术已无法满足澳大利亚工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工程创新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意识到了过度依赖技术移民带动工业发展的弊端，并积极调整本土工程师的培养重心和技术移民的控制力度，在培养目标上凸显对《悉尼协议》层次毕业生创新能力培养。同时，澳大利亚对工程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也辐射到了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成员构成比例中，专业工程师的比例明显下降，大力提升了学术人员的比例，并确立了“学术人员优先”的认证主体结构。澳大利亚在2017-2018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提升至第22名，或可从一个层面说明确立学术人员优先的认证主体结构、着重培养工程创新人才是顺应澳大利亚本国发展战略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