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助推下，产业人口的劳动技能结构亟待调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以满足各行各业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高素质、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培养是其关注的重点内容。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30年)》，强调“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适度扩大专业学位硕博培养规模，推动职业需求导向的、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国家标准，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的明确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层次提升和内部层级结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专本研衔接势在必行。借鉴美、英、德、澳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体系衔接的经验，以构建独立而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契机，以提升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内涵为宗旨，突破政策、制度、标准等传统体制机制的瓶颈，探索中国特色的专本研衔接路径，是推进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的内涵逻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类型教育”这一身份表明，职业教育具备了教育系统内部层次延展性与外部结构体系化的特征，层次延展性表现为职业教育向高学历贯通的“立交桥”逐步搭建，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化不再局限在中高职衔接以及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大学这一狭窄的通道，而是在普通高等学校之外另辟蹊径，建立“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如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从立法层面提出了“职业高等学校”的概念，明确指出职业高等学校对应于普通高等学校，包括专科、本科层次，意味着职业教育向本科及以上层次跃迁的内部通道已经打开；而结构体系化表现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以后，将更利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沟通，成百上千的应用型高等院校不但大大拓展了职业教育高层次跃迁的资源空间，而且为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内涵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唯一的瓶颈是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和引导，“专本研衔接”等项目实施的意义便在于此，将职业教育“嫁接”到应用型高校，有利于突破职业教育空间、技术、资源等局限，避免单打独斗或同化效应造成的劣势和不足，拓宽职业教育横纵贯通的外部渠道，进而提升职业教育类型教育转变过程中结构化、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形成专本研有机衔接、体现终身学习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的专本研衔接逻辑，首先是要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这一点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一脉相承的，其次还要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变化，以及人的技能水平与技术变革的匹配和发展，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打通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市场壁垒，促进在职人员学习-就业-再学习的有效循环，实现优秀人才在职业领域和教育领域的畅通转换。 1.体系衔接：职业教育国际化接轨促使职普横纵向融通。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是跨越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综合办学模式，应用型本科院校将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而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定位及类别归属，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关键问题。有学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具备职业特征的高等教育，与高职存在学历层次上的递承性[1-2]，也有学者从比较教育视角对国外应用技术大学的历史演进逻辑进行分析，指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质是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3-4]。不论何种观点，皆谈及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职业教育属性，其已成为职业教育体系贯通的重要节点。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并非基于单向线性逻辑，而是在非线性的交叉框架基础上来建构的，针对这一点可通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提出的分类框架来进行解释。依据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所拟定的体系框架，将教育体系划分为9个等级，专科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分别位于其中的ISCED 3和ISCED 6的等级序列，完成ISCED 3的某些课程，达到教育等级分类的ISCED 354(直通高等教育)，准予直接通向ISCED 4(中等后非高等教育)、ISCED 5(短线高等教育)、ISCED 6(学士或等同)、ISCED 7(硕士或等同)进行学习[5]，也就意味着专本研衔接模式可以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探寻到基础逻辑的支撑点。由此来看，专本研衔接其实也是国际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其政策逻辑可从国际教育分类体系中寻找到映射关系。 2.产业对接：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推动人才结构高层次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整个社会经济置于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中，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使社会产业由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逐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演进，以制造业为例，传统制造业正在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欧美各国“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举措不断推动下，这一趋势正在快速进入到人们的日常视野[6]。为脱离“比较优势陷阱”，适应“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的转变，我国必然要从人力资本这一核心要素入手，加快培育高层次技能型、创新型人才。人社部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高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在2的水平高居不下，其中2020年第二季度中高级技能人才、高级工程师求人倍率分别为2.10、2.12[7]。在产业变革的推动下，职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层次升级成为必然趋势，而层次提升最直接的途径是学历提升以及长学制下的技能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