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3-5656(2021)05-0075-08 从打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资”“社”之分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结合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两种作用充分结合的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百年发展历程中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38在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解答上，[2]64不同国家在异质性制度体系、初始条件、发展道路下交出了差异显著的答卷。探寻异质性发展模式下两种作用的差异分化，多维度地呈现中国模式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中国经验，以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的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 一、异质性发展模式下的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 依据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国家权力等差异，本文将苏联模式、西方模式、拉美模式作为比较对象。首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作用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的实践建立在以苏为师的基础上，因此，将苏联模式作为比较对象之一；其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化进程的先行国，其市场经济理论中有益成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一定借鉴意义，将西方模式作为比较对象；再次，拉美与中国均为发展中国家，同为工业化后来者，起始条件具有一定相似性，将拉美模式也作为本研究的比较对象。由于东亚模式中已经包含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故暂不将东亚模式作为比较对象。 (一)苏联模式 苏联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占有，国家有计划、按比例的调节经济。列宁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3]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1918-1920年实行了排斥市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符合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需要，却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1921年俄共十大上，列宁反思了战时共产主义阶段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在危机中转向市场化倾向明显的新经济政策。从割裂、对立政府计划与市场配置到提出：“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4]130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对两种作用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从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手段等方面提出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契合点，创新和突破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然而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放弃了使苏联国民经济顺利恢复的新经济政策，逐渐建立起完全排斥市场作用的中央高度集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二)西方模式 作为工业化先行国，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开启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探索。囿于生产资料私有的西方模式从一开始就信奉市场力量，弱化政府作用。从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到萨伊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西方模式中古典学派的核心思想无不反映着对自由经济的信奉，对市场力量的膜拜。从几次大危机来看，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国家第一次被动主张了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强调有效需求和主张政府介入经济，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提出政府应弥补“市场失灵”。此外，继承凯恩斯主义衣钵的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无法即时出清，需要政府积极调节。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以哈耶克为代表鼓吹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再次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弱化政府作用，强调自由市场的西方模式得以喘息，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主张政府干预的瑞典学派、新制度学派重获兴起。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并不能在被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得以缓解，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随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替往复，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没有使之在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结合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政府始终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外衣，政府作用完全掌控在短视的资产阶级手中，长期困顿于被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痼疾。 (三)拉美模式 受长期殖民历史影响，独立后的拉美很长一段时间都依赖于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工业品，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链条。直到20世纪30至5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和主要进口国忙于战争的影响，出口产品锐减，大多数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政府利用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工业，主动扶持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施行税收、汇率、补贴等优惠政策，有目的性地扭曲市场机制。同时，在政府主导下，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政府直接干预在初期带来了一定积极作用，随着干预范围扩大和深度拓展，在内外多重诱因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多国财政贸易赤字严重，债务危机爆发，政府不得不削减财政支出，被迫放弃干预手段，纷纷转向自由主义。囿于大多拉美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社会中矛盾堆积，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无法推动健全市场体制的建立，大多拉美国家陷入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双弱”窘境。一些国家重新调整了经济战略：一是重回外向型经济轨道，与过去不同的是政府为资本流入提供便利，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积极优化产业结构；二是减少国家直接干预，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三是政府积极协调不同阶层利益，主动构建良好社会秩序，走出混乱动荡的社会格局。[5]基于以上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国家渐渐走出危机。21世纪初至今，拉美国家逐渐分化。一些国家新左翼政府主张改良主义，试图联结政府与市场作用，处理好国内国际市场关系、竞争秩序与社会秩序，拉美摆脱依附模式的愿望日益强烈，如古巴、委内瑞拉等主张摆脱美国控制。[6]近年来，拉美多国“右进左退”的政治生态使政府作用被再度集中压缩，市场作用极度放大，纷纷重返“小政府、大市场”发展模式。在鲜明的意识形态分歧下，拉美政坛诸多矛盾难以调和，加之美国一系列强硬制裁措施下，拉美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发展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