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贫困的成因、属性及治理之策

      改革开放四十余载，中国同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与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截至2020年末，我国2012年剩余的9899万贫困人口、10.2%的贫困发生率全部清零(图1)。在此背景下，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也转为隐形的相对贫困[1]。围绕这一理论命题，为准确把脉和研判2020年后相对贫困问题的发展走向及演变趋势，国内掀起一场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热潮。研究主题集中在相对贫困的理论内涵[2-3]、表现形式[4-5]及应对之策[6]等方面，对于贫困理论的深化和升华具有重要价值。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忽略了对相对贫困多维成因的系统剖析，很可能导致多元化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欠精准且效果欠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巩固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表明中央的工作重点继续聚焦贫困问题，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转为解决相对贫困。这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解决相对贫困成为提升国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政策取向。基于此，本文以相对贫困的成因剖析为前提，以相对贫困的属性研判为依据，多维度找寻相对贫困的治理之策，以期加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

      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梳理相对贫困的既有研究成果，借鉴和汲取相对贫困研究的有益经验，文章在剖析相对贫困多维成因时延续了“文化—贫困”研究脉络，将文化因素直接导致的贫困和由文化因素带来的结构性贫困，统一纳入相对贫困的成因分析范畴。但同时，本文也试图说明结构性贫困与文化性贫困的本质区别在于分析过程中选择的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中存在结构性力量，结构因素中也蕴含着文化特质。关于相对贫困属性研判的选择标准，本研究在充分研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将既往分散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与重组，总结凝练出相对贫困的4个基本属性，使其成为相对贫困典型特征的综合概括和集中体现，建立起相对贫困属性分析的完整体系。以此为基础，探讨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对于准确把脉我国的贫困本质意义重大，能够依据相对贫困的多维成因和基础属性，有针对性地安排弱化社会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的政策举措。

      

      图1 1980-2020年部分年份按现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状况

      二、相对贫困的多维成因剖析

      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人口的构成以边缘化人口为主，致贫原因表现出多样化特点[7]。相对贫困的成因剖析既是研究贫困问题的基础前提，也是贫困治理策略选择的依据。一般而言，贫困成因可从文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在绝对贫困难题得到根治后的中国，相对贫困问题上升为贫困的基本样态，会进一步凸显文化因素在贫困成因中的基础地位。鉴于此，本文将相对贫困的文化性致贫因素概括为两个维度，即由文化因素直接导致的贫困和由文化因素间接导致的贫困，并进一步细分为效用差异、文化差异、政策差异、发展差异及能力差异5个方面，以期丰富贫困理论中关于相对贫困成因的专门论述，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性和靶向性。

      (一)效用差异生成了相对剥夺感

      相对贫困是社会中部分群体的生活质量与发展资源或获得发展资源的机会低于参照群体，从而处于一种相对的匮乏状态[8]。从经济学意义来讲，这种匮乏是通过与参照群体相比较而凸显的一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具体体现为社会分化、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和发展权利受限，这种不平等是由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文化因素贯穿历史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群体分层、收入差距等社会现象，此类现象出现的背后力量正是文化的驱使。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们会逐步形成相似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进而会出现对同一问题的区别看法与做法，这从本质来讲是一种效用差异。纵观历史发展，关于效用差异生成相对剥夺感的经典论著比比皆是。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相对贫困进行了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分析，曾在《论语·季民第十六》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意在指出财富的多少不会出现贫困，财富分配不均才是贫困产生的根源。换句话说，是否处于贫困状态不是完全由经济体量的大小决定的，更多的是与参照群体相比而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精神缺失感或者效用损失感。效用损失之所以不形成绝对贫困，是因为绝对贫困是一种依靠经济指标表征的、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生存状态，其衡量标准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突破了单维的经济指标，发展资源的缺乏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被纳入相对贫困范畴，由此导致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是效用差异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对相对贫困的成因问题做过经典论述，并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进行阐释：“当自己和周围邻居住的房子同样大小时，就算是一座小屋子也可以满足对住房的所有要求。但当周围人住的是高楼，而自己仍居于小屋子时，相对剥夺感会油然而生。”[9]由此反映出的不仅是房屋面积和内部装饰的表象差异，更多的是隐匿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效用损失或社会剥夺感，从个人与参照群体比较的意愿上揭示了相对贫困出现的根源。由于社会群体间的发展能力和内在活力存在差异，社会分层与发展不平等逐步走向常态化，会加剧行为主体间的效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