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建设的历史地位与分析框架 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又划分成两个阶段目标，2020-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党首次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描绘出宏伟蓝图。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开始研究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起草了历史上首部《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全国各地兴起乡村振兴的实践浪潮，乡村建设重新走入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视野。 从现代化的逻辑来看，一个世纪以前，由于受到外部冲击，传统乡土中国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探求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了一场由知识分子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视为百年乡村建设的发端，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主要依靠小范围的教育、农村组织和经济改革来推动。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很少参与。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站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对标、对表国家现代化，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此，有必要立足现代化的理论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百年经验，为中短期乃至未来30年的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有别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一个新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长期以来，即使西方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也无定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无论现代化可能出现多少新形式，都能体现出唯物史观的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即它的客观社会经济内容“从农业社会(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经济)过渡”是基本相同的；它的客观衡量标准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适应生产力水平和性质、适应现代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1]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力的维度。相较而言，“农村现代化”的概念长期未能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只是散见于党内文件中。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其纳入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体系，[2]但很少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纳入视野。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并未形成共识。[3]本文立足于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从现代化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角度，将广义的乡村建设界定为一种农村现代化或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在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为其提供了基础，建设的主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投入，而建设资源则是作为投入直接影响着建设的过程和结果。由此，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的尝试性分析框架。基于该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我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对比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有效性，并讨论其对完善乡村建设机制存在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建议。 参照既有研究，将分析框架的四个投入维度分别界定如下：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社会一定时期内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权力角色以及相互关系。延续此前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的；[4][5]乡村建设主体是指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相关的个体、组织，可以从主体功能的角度进行区分，如政治、经济、社会功能；[6]乡村建设资源是指被人类开发并用于乡村发展的客观存在，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可分为国家供给的资源、集体所有的资源、乡村内生的资源三类。[7][8]其中，乡村内生的各类资源往往彼此嵌合，形成不可分割的融合体。[9]三类资源可以从内外部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基于帕森斯式的一般对于文化的理解，[10]本研究将乡村文化界定为蕴含于乡村社会中的一种集体的象征性表述，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制度规范等，具体可采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进行归类。学界此前更多关注的是以文化为治理工具或对象的研究。[11][12] 二、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及主要特征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传统乡土中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达两千多年，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基本延续着传统“皇权不下县”[13]的“县政村治”[14]模式。清末民初，传统的乡土秩序遭到破坏，士绅精英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刚一开始就陷入“内卷化”。[15]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16]“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当下中国正处在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巨大历史转变之中。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体系，整体上把握乡村建设体系的历史演变规律，可以为更好地诊断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建设问题提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