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21)01-0107-10 中国影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发端，一条重要的线索来自以云南为根据地的西南学术界与纪录片创作界。从王清华、郝跃骏、于晓刚等云南学者最早发表“影视人类学”纲领性论文，到云南大学最早创设影视人类学研究、教学机构，引入国际学者培养本土人才，再到21世纪初延续十年之久的“云之南”人类学电影展，首开民族志纪录片展映交流之先河，西南人文知识群体在近30年来，对于推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发挥了开拓性作用。 若以学术眼光回望百年之前，20世纪前半叶的人类学影像发轫，或许会进一步理解西南地区在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现存并不丰富的早期民族志影片当中，以云南、贵州、四川诸省以及湘西地区为主要创作场域者占有相当的比重。究其缘由，大致有以下数种：首先，西南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是人类学、民族学者主要的研究地域之一；其次，云南、广西等边疆省份较早与法、英诸国打交道，欧洲人游历甚广，记述颇丰；第三，西方传教士在西南地区传教较早，教堂广布，行踪遍及各处；第四，二战期间，盟军在西南各省多有驻扎，随军电影工作者甚众；此外，战火迫使中国东部的学人、影人西迁，将国内电影创作力量带到西南各地；与此同时，云贵川当地亦有照相馆从事纪录电影的拍摄。因此彼时以地方风情、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早期民族志纪录片在西南多有产出，成为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理解中国西南社会与区域、民族历史的一扇影像窗口。 一、猎奇与窥伺：法国人在滇拍摄影片 19世纪以降，东南亚中南半岛多个国家、地区陆续沦为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中国西南边境省份则成为中国与列强通商、交涉、争端甚至武装冲突的前线。法国觊觎在华利益，除强占广州湾(今湛江市)为租借地外，还在广西、云南等毗邻法属印度支那的地区设置领事馆，并着手修筑滇越铁路，以期对中国市场乃至领土有进一步占领的图谋。因此，20世纪前半叶，在有关中国西南地区的早期纪录电影当中，法国人拍摄的影片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又以担任过法国驻广西龙州(今崇左市辖县)、云南昆明领事的方苏雅(原名：奥古斯特·弗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之电影作品，以及法国高蒙(Gaumont)、百代(Pathé)两大电影公司于1920-1940年间拍摄的影片最具代表性。 (一)滇越铁路筹建与方苏雅的云南影像 19世纪后期，法国于普法战争中黯然败北，割地赔款，国势衰颓，举国渴望复仇与重振雄风。“法国指望从她的亚洲殖民地那里得到新的财富资源、势力范围和全新的工业及贸易活动的广阔空间。”[1]18彼时国力更加孱弱的清帝国几乎无力与欧洲列强——哪怕是“纸老虎”法国——相抗衡，只得一任对方予取予夺。以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为标志，中国不仅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开放通商口岸，减免法商税额，更在第七款中写道：“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帮助”。此后近20年间，法国皆以修建联通越南与云南的铁路为中法交涉的主要内容之一。“云南铁路远不只是一条交通路线，它代表了跨越国界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象征和利益。……云南铁路既是一个工具，同时也是进入中国南部省份的理由。”[1]136-1371899年，曾经在广西龙州担任领事的方苏雅被委任为法国驻云南府(昆明)领事，谈判、勘探并促成滇越铁路的开工便成为他首要的职责。 与大多数深居官邸的欧洲外交官员不同，方苏雅有摄影之雅好，旅行途中，多拍照片以记行状。更领一时风气之先，赴昆明任时携带了一套彼时发明仅5年的电影摄影机，在公务之余，亲自掌机，拍摄了篇幅可观的电影素材。方苏雅很可能是第一个在中国进行民族志电影拍摄的外国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不开放的，除了我带来的一些东西外，它尚未受欧罗巴的影响。我是一名观众，我能观察到中国社会中十足地道的东西，我力图深入下去并得出某些观点看法。我认为，一个存在了如此多年的泱泱大国，它迄今仍不为人知的现象很快就要结束了。”[2]他关注昆明的城市生活与社会风俗，喜欢将摄影机放置于大街小巷，拍摄市井民生与街头世相。在他存世于今的60-70分钟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昆明社会生活中的庙会祭祀、官员出巡、葬礼出殡、士兵操练、戏曲表演、武术杂耍、饮食吸毒(鸦片)等活动影像，以及更具史料研究价值的中法官员交往、中式司法审判等内容。“方苏雅超越其时代之处，在于他非常前卫地将诞生仅五六年的电影摄影机用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以一种参与观察式的热忱，用影像记录下如此丰富的晚清社会图景，如一部琳琅满目的‘电影百科全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