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内学界将左翼电影运动的概念扩展到“新兴电影运动”的维度上思考，意在指出，这场发生在电影界的文化运动既是党的领导成就，同时也体现出多元、流动的文化生产特质。而诞生于其间的左翼影评“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双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①。“影评小组”的核心成员唐纳，短时间内以“罗平”“史枚”等笔名，集中发表大量有见解的左翼电影文论，很快跻身左翼影评“主将”地位。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认定他为抨击“软性电影论者”“响起了反击的第一声”外②，他还是最早一批翻译西方电影理论的左翼影评人，他不断穿插在译介、批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中，形成系统且个性鲜明的电影观念。众多学者，如郦苏元、李道新、陈山等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作为当时蜚声文坛的著名影评家唐纳(原名马季良)，为30年代中国电影影像理论以及电影评论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③。身为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唐纳既有与国家局势密切相关的政治性和阶级意识，又有文人墨客的文化理想。探析他以多文体、多维度撰写的左翼电影文论，可以更加全面理解左翼影人当时如何做出对时代进步文化的积极呼应。 身份：左翼影评的人脉与倾向 1932年7月，夏衍负责组织领导“影评小组”，唐纳位列其中。据鲁思回忆：“‘剧联’影评小组的尘无、凌鹤、鲁思、唐纳、李一、毛羽和徐怀沙七人，则是这个组织的核心。”④其中，唐纳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唐纳早已是文艺运动的中坚力量，夏衍器重的正是他组织文艺活动的经验与左翼进步倾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热衷于组织剧团演出进步话剧，后来和“金山等许多文艺青年一道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从事戏剧、电影活动”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夏，他考入有“中国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英语专业，“在学校他是文娱体育活动的活跃分子，也是业余学生剧团的骨干”⑥。总之，唐纳还未正式进入电影界之前，已经在文艺界崭露头角，其组织领导才干与团结进步势力的左翼倾向可见一斑。 彼时的上海商业电影浪潮被左翼文艺运动者称为“黑暗的电影圈”⑦，“影评小组”作为“电影小组”的外围队伍，经“文委”领导，团结了一大批党员及进步人士。而唐纳直到“1933年《晨报》‘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约他写稿”⑧，才得以正式开启左翼电影事业。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中间派”⑨且受制于国民党报业的“报人”姚苏凤能够“左右逢源”，一直与左翼影人保持良好的关系⑩。当时对影评人的要求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行动纲领，深入研究作品得失，引导正确的创作和欣赏。为了不打被动仗，被敌人抓住批评意见不一致的“缺口”，他们“采取了集体讨论与各自执笔相结合的方针”(11)，形成“逢片必评”与“争鸣互纠”的壮阔局面。 唐纳与姚苏凤可谓一拍即合，这在两人合作发表的多篇影评中显而易见。意气风发的唐纳也很快在左翼影评上展现出活跃的思维和行动力。“每日电影”主要批评形式为围绕某部影片众说纷纭，《新女性》上映后引发广泛热议，尤其是唐纳与左翼人士周伽楞的争论愈演愈烈(12)。由于论争内容大多涉及影片“意识”问题，不久便“引起潘公展强烈不满，于是姚苏凤‘在潘公展的强压下，终于让一批软性论电影论者钻进了编辑部’”(13)。为应对“软性论者”发表的反动文章，夏衍决定迅速组织入手予以反击。经过几次论争，夏衍看到了唐纳坚定的立场、出色的表现与思辨的能力，同时又有着特殊的影人身份，首推他执笔回击，无疑会占据主导地位(14)。随即夏衍亲自上阵，几乎他的每篇驳论都引述了唐文中的核心观点，称道“唐纳先生在《晨报》‘每日电影’所发表的《清算软性电影论》中已经有了不厌其详的解释”(15)，对此王尘无以打油诗的形式评价道“迎头痛击逢唐纳，同病相怜有呐鸥”(16)，对唐纳发出“第一声”给予充分的肯定。也正是有“夏衍、唐纳等的系统的理论批判与剖析”(17)，才为左翼影评人赢得了话语权。 换个角度来看，姚苏凤此时则处在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一边国民党不断施压，一边左翼势力丝毫不减。为此，夏衍再次决定由唐纳出面，请求退出“每日电影”，望姚苏凤妥善自处，从这以后“影评小组”便不在此供稿。唐纳为表达歉意，特地写道“没有多少时间为提拔出我来的‘每电’作稿，衷心是觉得很歉疚的”(18)。同年冬天，“每日电影”回应了一篇《告读者书》，其中提道“在新的电影文化运动之建设的使命上，我们曾经忠诚地努力过……最近由于一种不幸的误会，失去了几个扶植过‘每日电影’的朋友(尤其是洪深先生、沈宁先生、唐纳先生)……”(19)唐纳等左翼影评人的离开，对姚苏凤冲击巨大，此时“每日电影”的编辑权已经转到了穆时英手里。 随着唐纳的影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将半只脚插进了电影创作，即所谓的“片场”。有报刊曾报道过：“他的踏入影界，最初是艺华公司，那时正当‘艺华’全盛时代，在岳枫导演《逃亡》的时节，他是以副导演的姿态出现于艺华摄影场上的。”(20)自从1933年11月12日，“艺华”公司被反动派捣毁后，左翼影人不再公开露面，但“艺华”老板严春堂还有继续合作的意愿，于是组织便委派唐纳通过关系进入“艺华”，而且据阳翰笙回忆，“唐纳一进‘艺华’，我们与‘艺华’联系的线就没有断”(21)。在此，由唐纳作词，他的挚友聂耳(22)作曲，为左翼电影《逃亡》创作了《自卫歌》《塞外村女》两首广为流传的插曲，从此便一半身子探进了创作界，一半身子留在了批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