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影像将叙事建构在属人的生活世界中，表现技术与人类主体的交融和互构，形成技术想象和主体反思的一体两面。技术他者的塑造是技术时代下进行人类主体自我反思的一种科幻叙事表现形式。科幻影像中的技术他者是与人类主体对位的技术产物，能够与人类主体进行语言、情感上的交流和行为上的互动，引起主体的情感思想变化。银幕形象由两种基本类型组成：一种是非人他者，比如《2001太空漫游》(1968)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哈尔，一只非人的、机械属性的“红眼睛”；一种是(类)人形他者，弗里茨·朗《大都会》(1927)中的金属机器人玛利亚开创了该类型形象的先河。此后，《银翼杀手》(1982)中的星际杀手复制人、《机器管家》(1999)里的安德鲁、《人工智能》(2001)中的儿童机大卫、《机械姬》(2015)里的女性机器人艾娃，以及《终结者》系列里的T-800等均属此列。与科幻影像中的非人他者相较来看，(类)人形他者的镜像结构进一步弥合了人与机器的距离，将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纽结与叙事张力进行了有效的扩充。当(类)人形他者被赋予更多的人性而被塑造为类人他者，其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微妙，通过更多的共性叙事引发出更大强度的同情与认同。因此，考察科幻影像叙事中的类人他者镜像建构，首先需要厘清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态，继而思考其中所蕴含的主体范式博弈与后人类寓言指向。 一、类人他者塑造与人类主体的镜像观照 科幻影像对类人他者的塑造肌理，是在与人类主体的无限趋同中划定差异。当人形的、外在的差异被消解，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的差异性矛盾便向人性的、内在关系转化，进入人的主体性追问与反思。从趋同的角度看，若要塑造一个“类人”的他者，势必需要“什么是人”的答案。因此，类人他者的塑造，意味着人类主体范式的自我确证，并将其赋予类人他者，由此形成关乎人类主体的镜像观照。这种镜像观照构成了科幻影像独特的“他者视角”，并对人类主体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 《人工智能》将大卫设定为符合人性理想的人工智能儿童机化身，与影片中其他人类角色的非人性行为构成鲜明的对照。其出厂配置包括了真挚的情感、道德的原则和友善的信念，“为了确保人的利益无损而在初始设计中注入对象唯一的爱恋编码，一旦启动就自动写入附加条款，成为无条件执行的行为信条，永无修改或者反悔的可能”①。在情节上，大卫始于莫妮卡夫妇对儿子马丁的情感替代需求，直到奇迹发生，马丁意外康复归来。马丁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构陷大卫，最终导致大卫被莫妮卡抛弃。在类人他者大卫的镜像观照下，人类的情感狭隘自私、排异多变，没有基本原则可言。相反，大卫等人工智能机器人在芯片中植入的爱意情感，对于特定的人类用户维持恒定不变。在《银翼杀手》中，类人他者是拥有人类情感和意志的复制人(replicant)，其功能性实质是被人类操控和压迫的奴役者，也是资本流通中可以被定价和替换的商品工具。但在影片的叙事中，复制人因为具有人类的镜像性质而产生了自由意志，并对被动性造物的生存权利提出质疑。在这个矛盾激化的过程中，瑞秋对德卡的爱和拯救、罗伊在生命终止前对全体人类释放的宽恕和善意，反而使人性得到升华。《机械姬》将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艾娃设定为具有人类智能和自主意识的类人他者，呈现出拟人他者的完整镜像。在人机相处的回合中，艾娃在外观上表现出典型的女性情感特征，并在恰当的程度上塑造出自由与人性之间的交换。作为他者镜像的旁观者，程序员对于自我人性产生怀疑，对于创造人工智能的技术新贵产生仇恨，两种否定性情感力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具有类人特征的机器他者也最终发展出比人的交流更为隐秘的深度语言系统。 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观照人的主体意义，“主体”是意识、自我、精神等的承担者，也就是“人”。儿童机大卫的人性情感、复制人罗伊的生存意志、机械姬艾娃的自由信念，都是“人”之主体性的复杂显现。类人他者“作为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物化表现，他们也直指人类的自我心理和自我认知。我们创造了这些人类的‘他者’，并通过他们反观人类自身”②。科幻影像通过将主体范式赋予类人他者塑造人类镜像，建立起他者视角对主体的观看，也即在人类主体范式标准下自己对自己的反观。然而，经由他者镜像的自我反观更多地呈现出人性的负面，人类主体的范式标准在科幻叙事中产生动摇。正如《银翼杀手》复制人制造商泰瑞公司的广告语所言，类人他者反而“比人类更像人类”。科幻叙事对人类主体的批判反思得到了形象化的视觉表达。 类人他者的镜像建构是科幻叙事展开的基础，由此直接生成的人类主体性批判反思是科幻影像追问“人是什么”的第一步。这种思考在科幻影像类人他者叙事建构中表现为特殊的张力：类人他者既是趋同的主体镜像，又是差异性的“他者”存在。类人他者具有相应的主体性，作为人类的镜像而存在，不等同于一般存在物。对类人他者主体性的消解(降为一般存在)或建立(与人相对的他者)，成为叙事建构的内在矛盾范式所在。人类主体和类人他者本体差异的设立与消解，构成科幻类人他者影像叙事的两种进路，折射出不同的观点立场。 在前一种进路中，人类主体性的失范并不能撼动人之为人的存在之根，人类主体与类人他者之间有着无法复刻的本体性差异，确证并巩固了人类主体的边界。科幻影像中的类人他者同时也是技术他者，依凭不同的技术手段模塑成型。科幻叙事将类人他者与人类主体之间可能的本体差异，设定融合在不同的技术特性之中。《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诞生于生物基因的复制，同时也受限于基因条件的有限改写：复制人仅有四年寿命。与寿命密切相连的是“记忆”。记忆是人类的情感寄托，是塑造主体的生命体验，正是不同的记忆造就了主体的内在独特性。复制人短暂寿命造成的感情缺失通过植入记忆得到弥补，然而缺失了属“我”的记忆，也就被剥夺了主体自主生成的可能。自哲学初始，记忆就与灵魂问题同根而生，从柏拉图的“回忆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记忆”，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记忆观念，“从承载者来看，记忆曾被作为灵魂、心灵与意识等承载者的衍生现象；从规定性来看，记忆曾被看作灵魂的状态、心理现象以及意识行为”③，都与人的自我、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因而《银翼杀手》用“记忆”来划分人类与类人他者的本体界限，只有人类体的记忆才是真实的，是完全属己的，复制人没有自主记忆，也就不能谈及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