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21)01-0149-08 中国最早的电视剧出现于1958年6月15日，播出的是《一口菜饼子》，而学界最早关于中国电视剧文化批评的文章则诞生于1986年，两者相差近30年。可见文化批评引入中国电视剧批评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好处于1985年文化热以及方法论热潮之后。因此我国电视剧文化批评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对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紧密相关。综述国内学界已有电视剧文化批评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批评路径有三条：第一条是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第二条是中国电视剧文化建设批评；第三条是中国电视剧传播学批评。具体到中国电视剧文化批评所运用到的理论首先有结构主义，这一部分主要吸收了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次，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再次，是对精神分析学和女性主义，尤其是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有着较为深刻的借鉴。在对外国文学理论的引入和推介过程之中，中国电视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批评主导范式：有文化冲突范式；文化批评范式以及文化传播范式。 一、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指的是与国家现行社会体制以及执政党主张相对应的主流意识文化。有论者指出：“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1]通过对学界已有的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考察，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主要集中在“主体文化与价值观的彰显”以及“全球化与文化霸权主义”这两个方面。 (一)主体文化与价值观的彰显 主体文化与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旨所在。梳理国内学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以从多个维度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处。张子扬从“主流媒体传承主体文化、守土尽责拓展文化版图以及借鉴创新、打造国家电视剧生产旗舰”[2]三个方面着手，对新时期电视剧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深入的分析。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学者高默波则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复兴困境的原因，并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难题；民族国家确认性难题；中国文化——应该说是汉族文化——不能作为和评判是非和正义的标准”[3]这三个角度进行阐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对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已然深入到了民族国家的内核。而王娟主要从文化以及传播学的角度着手，对当时活跃的电视剧进行了评析。她从“文化内部的自我扬弃；‘红色经典’的另一种恶搞；民族文化系统之外的有益借鉴；中国当下自身文化及价值观的吐故纳新”[4]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可谓是看到了我国自身的文化特质在引进吸收批判层面所具有的潜力和优势；也有论者从社会文化价值角度进行阐释，比如吕乐平在文章中强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进入电视剧”[5]能否对人性刻画更为深刻的可能性。实际上，热播电视剧中对日常的生活的全景描摹，可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但是存在着一个度的把控问题。如果日常生活的琐碎与社会文化的深广场景之间的关系无法搭建起来，如果文学作品或者改编电视剧作品的审美张力无处承载，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电视剧作品相应的社会文化价值。当然，关于电视剧意识形态批评的研究，也有学者从传统“法”以及“礼”的视角进行阐释。庄琦春主要从“文化呈现方式、关注的话题以及叙事类型等方面”[6]对中西电视剧进行了对比研究。由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造成了中西电视剧在“法”以及“礼”文化呈现方面的不同，具体体现为电视剧中的人物关系塑造，言说方式以及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等方面的独特性。在西方的电视剧中，往往对时间流转的非线性的以及自由的把握，尤其是对空间维度的言说能力的张弛功力非同一般。当然，中西电视剧这种对“法”“礼”的追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深受世界文化传播的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中西互补，取长补短以及融会贯通成为中西电视剧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一点，我们从这几年中西票房较好的电影以及电视剧中，也可以窥见一二。应该指出，这种在新形势下对“法”“礼”的融合阐释，是庄琦春在这篇文章中所传递的主旨观点和研究重心。无独有偶，罗九牛也对传统道德进行了进一步深挖，他将自己研究视野对准了儒家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罗看来：“以田青为代表的走西口者，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仁爱、义气、谦恭、自强等美德在《走西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它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美德的一个缩影。”[7]由此可见，影片《走西口》给受众传递的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审美价值的深挖，意在提醒我们在消费时代的当今，如何重拾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以及在如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二)全球化与媒介霸权主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的日益加深，电视剧的跨文化国际传播也越来越频繁。这同样也是不同国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为此，曾庆瑞将自身的关注视野聚焦于电视剧全球化传播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意在揭示文化传播背后的隐形意识形态输入。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影视已经形成了一种‘媒介暴力’。这种‘媒介暴力’几乎已经侵犯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隐形实力显示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塑形”霸权。”[8]显然，作者已经看到了隐藏在电视剧等非传统威胁背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比如现在全球很多地方的孩子，已经不再满足于像他们父辈那样听着本土或者本民族的神话传说，而转为追求西方传来的变形金刚、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以及金刚狼等英雄形象。再比如从欧美传来的麦当劳以及肯德基等快餐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一种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霸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清晰认识的。杨静则从民族叙事审美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阐发，在她看来：“随着强势的好莱坞‘帝国主义文化’电影在全球的扩张和渗透，消费文化观极大地冲击了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和审美文化，娱乐性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商业性成为影视创作不可抗拒的力量。”[9]进而言之，随着商业文化的袭扰，消费文化的渗透，商业元素以及商业性成为电视剧制作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元素。在新时期，中国电视剧对商业性以及市场化的推崇，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电视剧传统关于艺术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正如杨静所言，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以及在传统经典艺术中所确立的“艺术至上”的审美原则，使中国影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艺术不仅强调了作品的宣教功能，还较为重视对高雅艺术的追求与品鉴。应该指出，这种传统的艺术追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给中国电视剧以丰富的艺术滋养；但与此同时，也给自身的发展戴上了隐形的枷锁。因为它不利于对流行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吸纳。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协调和把控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既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这样会失去对传统艺术价值理念以及审美标准的摒弃；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一味地追求市场以及商业文化，因为这样会完全放弃市场使得自身难以生存。在这一方面，王丽的文章为我们打开了视野。她在文章中谈道：“大众文化在形成‘霸主’地位之后，问题开始出现。大众文化在满足了人们正常的快乐欲求的同时，也契合了人类的原始惰性。……有些电视剧创作者为迎合市场、迎合观众，在创作中‘迷失了自我与方向’。”[10]尽管电视剧在商业文化以及市场经济之下，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然而与此同时，却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比如一味地迎合市场和受众，造成了电视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公共事务的漠视，而且这种趋势也愈发严重。因此如何把握好适度娱乐与严肃话题之间关系的这个度，应该成为未来电视剧发展思考的重点。当然，由于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差异以及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我们很难对这个概念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或者严格的规约。正因如此，也给我们以充分的阐释空间以及话语维度。在中国电视剧文化批评这一整体的视域下，除了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进行批评的视角之外，还有从文化建设批评以及传播学批评视角进行阐释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