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03-0121-08 DOI：10.16697/j.1674-5485.2021.03.016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位列其中。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思路得以加强。教育扶贫的实现路径是教育产出服务于社会经济，依靠教育实现“扶志”“扶智”，使教育对象与工作岗位完美衔接。[1]由于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与功能，职业教育在教育扶贫中扮演着劳动力培养摇篮、就业脱贫直通车的角色。因此，职业教育与扶贫脱贫联系最为直接。贯通人才培养体制是应用型人才技能高移、学历高移、获取职业生涯入场券的有效途径，可以使贫困群体获得摆脱贫困的根本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体制是实现教育扶贫功能最大化的重要环节。 职业教育本应成为“三区三州”控辍保学、扶贫兜底的关键抓手，但职业教育“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在“三区三州”仍表现得较为突出。2017年出台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将“三区三州”定义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共涉及6省(区)24个地州(市)。“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百姓普遍持有“学而优则仕”的心态，认为“职业院校学的技能是为打工准备的”。而且，由于“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高，毕业生竞争力不足。加之当地产业支撑薄弱，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层次低、就业回报低，从而进入“职业教育吸引力低—生源差—培养水平低—市场评价低”的恶性循环。职业教育通过技能就业扶贫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因此，职业教育扶贫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职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职业教育应通过中高职贯通培养体制输出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发展、脱贫致富提供最为关键的高水平生产力。“三区三州”职业教育扶贫首先要解决“如何完善应用型人才中高职贯通培养体制”这一根本问题，进而为当地脱贫攻坚注入内生动力。目前，学界关于职业教育扶贫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讨职业教育对教育扶贫的意义与功能，从微观角度探讨职业教育扶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有学者对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特点、办学模式、“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2]还有学者分析了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培养模式，并从教师队伍建设、培养目标、培养手段、培养平台等多方面对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探讨。[3]但现有成果较少从教育扶贫角度对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因此，本文结合“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的现状与问题，探讨职业教育扶贫的目标定位、逻辑起点以及“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 二、实践困惑：职业教育扶贫成效为何不高 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的成效是扶贫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贯通培养使毕业生成为合格的高素质劳动者，走上工作岗位，获得脱贫致富的能力。然而，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学历化倾向比较严重，对以职业技术培养和技能为核心的“学力”注重不够。[4]这一现象在“三区三州”更加突出。职业教育中高职贯通培养体制不够健全，由此导致毕业生含金量不高、岗位竞争力不强，降低了脱贫致富的能力，最终使“三区三州”职业教育扶贫成效打了折扣。 (一)教育入口：职业教育对象贯通学习意愿不足、能力欠缺 追溯到生源质量上，“三区三州”职业教育招生对象的职业教育认同度低、学习基础差、学习意愿低、培养潜力小，自主选择职业院校的初中毕业生大多学习成绩达不到普通高中录取线。同时，“三区三州”职业学校招生主要依靠“普职比大体相当”“9+3”免费教育计划、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贫困学生资助等政策吸引。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主观上对技术技能的兴趣并不浓厚，学习积极性并不高；客观上培养基础较为薄弱，降低了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的起点，增大了后期培养的难度。而中职毕业生选择升学主要是考虑用人单位对高学历的要求，并非出自提升技能的内发动力。由于中高职贯通培养成效不高，职业院校毕业生高学历与低技能并存，导致其与岗位要求距离较远、脱贫能力减弱。 (二)发展定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与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不匹配 职业院校办学定位不准确，盲目攀高转型发展，偏离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一些高职院校迫切希望攀高升格本科，课程教学由实践性教学转向学科化教学，注重理论知识教授，以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为目标。一些中职学校对自身发展定位较为模糊，为了迎合学生升学的需求，过于注重知识教学，由专业技能教育转向为高考做准备。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不够准确，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不相适应。一方面，职业教育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与当地产业发展类型高度契合的特色专业开设不足。以N州为例，该州L县中职学校开设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电子电工4个专业与当地重点扶持的高山杂粮、特色经济作物、山地畜牧、生态林业等特色农业以及培育银、铁、铜、锑等新的矿冶产业不相匹配。[5]同时，由于专业设置未考虑贯通培养的问题，多集中于办学成本低、技术要求低的专业，对于高精尖技术专业较少涉及，未形成高精尖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的思路。“三区三州”职业教育服务本地高新产业发展需求的能力不足，并未改变当地毕业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高精尖产业依赖外部人才支持的状况。另一方面，“三区三州”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偏离“职业本位”的特点，存在专业设置雷同、专业结构失衡、专业设置与人才市场需求结合度低等问题。汽车维修、美容美发、酒店管理等专业可见于同一个地州的几所职业院校中。L州有的中职学校设置了跆拳道专业，在升学与就业中根本不占优势。职业学校专业技术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吻合，未考虑应用型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供需关系，导致许多领域应用型人才过剩，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6]毕业生缺乏学以致用的平台，学校“所学”与社会“所需”不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