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结尾与当前电影叙事的转向

      

      一直以来，明确的结尾都是主流电影和传统小说的叙事定式。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介绍自己的小说《女宾》(1943)时，称其为“一本真正的小说，有一个开头、一个中间和一个结尾”①。编剧马特·格勒宁借动画片《辛普森一家》(1989)中博学多才的丽莎·辛普森之口，幽默地调侃了好莱坞的“终结定律”——“如果说好莱坞电影让人还觉得有所教益的话，无非是它在结尾用机场的疯狂冲撞彻底解决烦人的人际关系”。因为有结尾提出的解决方案，经典的三幕剧或四幕剧才得以在结构上保持和谐、稳定，叙述过程方能显得秩序井然。“结果好就是一切好，终结就是顶点”“无结局的故事不完美”等古典剧作法则强调：终结是叙事拥有“迷人”秩序的形式标志，为了不造成令人困扰的阅读效果，故事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结束。

      但近年来的电影中，由于出现了更复杂的时间过程和不受冲突原则支配的情节逻辑，以及异质性、非线性、反高潮的叙事结构，镜头和场景之间互相嵌套，时空关系和因果逻辑变得错综复杂，反结局、零结局和多结局逐渐成为更加常见的叙述选择。在当前流行的系列片、翻拍片、集锦片和跨文本、融合文本创作中，这种结局现象尤为突出。与此相应的是，不管影片总体艺术质量如何，难以终结的片尾成千夫所指，“虎头蛇尾”“烂尾”“坍塌的结尾”成为近年来观众评价影片的高频词汇。

      一、难以终结的结尾

      笔者尝试结合结尾的功能，将“垮掉”的结尾现象区分为四种情况：

      (一)轻率的结尾

      通常来说，叙事包含两种话语：一种企图再现逝去的历史，通过时间编排将事件组织成互相联系且可理解的整体；另一种试图推导出寓言的本质，从过去的叙述中发现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通过解释进行观念渗透。叙事因此是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的产物——寓言的呈现和它的渐进解释，第一个过程趋向于清晰和恰当，以形成“精炼的常识”；第二个过程则趋向于保密，利用叙事形式接纳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和语用修辞，对寓言进行掩盖和修饰。②

      在古典叙事中，人们之所以重视结尾，是因为结尾充满了意义，承担了价值启示的重任。童话“从此以后……”和寓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结尾定式说明：唯有落幕一刻的驻足回望，之前的叙述才有意义。结尾的仪式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观众对寓言启示抱有强烈期待。

      放弃故事的启示功能，或者剥离叙事的两重话语，都会使结尾软弱无力，变成时间的自然终止而非讲述的主动结束。在吕格尔(Paul Ricoeur)所谓叙事的三项依托——观念网络(conceptual network)、象征资源(symbolization resources)和时间性(temporarily)中③，近年来的故事创作更倚重“时间性”和“象征资源”，前者可以确保情节的完整性，后者可以强化人物的社会属性，但最具整合性或建构力的“观念网络”却被最大程度地忽视了，这直接导致传统结尾的消失。诸如《夺冠》(2020)和《蜜蜂与远雷》(2019)这种以赛事为主体的故事，比赛结束时就是故事终止处，创作者没有给价值阐发、感情认知预留任何空间；《我不是药神》(2018)、《少年的你》(2019)、《烈火英雄》(2019)、《发掘》(The Dig，2021)等影片则用字幕或“彩蛋”作结，结尾的“寓言”“观念”意识被取消后，造成头重脚轻的普遍观感。我们既可以说，创作者在思想层面着力不深，无力在结尾画龙点睛，只能点到为止，也可以说创作者更加犬儒和保守，不愿意将观众的注意力从纯粹的事件导向更持久的思想或情感。无论如何，疑问始终存在：难道就这么结束了？这是结尾吗？

      (二)失控的结尾

      叙事天然存在“自为”和“人为”的悖论。一方面，叙事者依赖决定论和因果律，建立流畅紧凑的事件衔接，给观众建立“蝴蝶效应”式的错觉，仿佛无人干预故事就会无限推衍下去；另一方面，叙事者依靠观念控制故事的进程，以便随时介入、制造节奏，完成主题后即中止叙述。这意味着述者站在叙事的制高点上，选择事件、干预发生几率，操纵事件间的关联并预先决定结果，以维护故事“单调亦丰富”的迷人秩序。换言之，故事终止乃因为价值命题已然显现，叙述者的论证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当故事有了明确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叙述者对事件取舍就有了标准，情节发展就有了逻辑，时间线组织就更加节约，叙事自然就更加高效。无论人物如何众多、事件如何复杂，故事均能高效地推向美满的结局。这正是叙述性知识不同于科学性知识的地方：人物和事件越符合逻辑就越有意义，故事的完成度就越高。

      反之，如果创作者不设前提、不定观念，情节和人物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结尾自会失去控制。以《风平浪静》(2020)为例，故事后半程的“断裂感”和结尾的“坍塌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主角宋浩、李唐的性格割裂。人物性格为何突变？心理预设为何脱线？行动惯性为何变形？很多不合情理逻辑的细节，与其说是人物设定前后不一，不如说是编剧对人物不抱态度所致。在这个“高考保送顶替引发的血案”中，我们能看到社会新闻的影子以及创作者在正剧与喜剧路线选择上的犹豫，却看不清人物身上的性格和观念，最终致使人物成谜、情节涣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过一个故事定律：情节通过人物性格实现。④这意味着，如果人物没有性格(或者说性格不明确)，不仅难以被观众辨识，而且会径直走出故事，脱离作者的掌控。人物一旦获得完全的自由，性格就会变成动作本身，叙事秩序中那种固有的单纯便消失了，因为不受约束的行动有无限的潜能，故事怎么可能终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