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和他的技术哲思。在翻译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之后，继续阅读她的另一部名著《我们如何思想》(How We Think)，该书的副标题是“数字媒介和当代技术生成”(How We Think：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1]起初，“技术生成”(Technogenesis)和“后人类”概念一样，既令人“匪夷所思”，又觉得洞见深刻。为了掌握“技术生成”的丰富内涵，笔者根据海尔斯的参考文献，读到不少可以廓清思路、烛照现实的科技哲学著作，其中最难释手就是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la Faute d'Epimethee)。《技术与时间》分为三卷：(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2)“迷失方向”，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记忆工业对人类生存的影响；(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关注数字化资本主义与存在之痛。[2]之后，又读到张一兵教授的《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技术与时间》卷帙浩繁且体大虑周，抽象敏感又富于启迪。张一兵教授的《构境论解读》翔实而又辩证，远见而且深刻。“如同很多年前本雅明对摄影技术的未来存在论批判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预感一样，斯蒂格勒所关注的信息网络构序起来的数字化生存与远距离弥漫布展的电影电视叙事话语，真的已经成为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塑形我们微观存在瞬间的魔鬼般的力量”[3]。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意味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以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技术的进化以及进化引起的时间化(Temporalization)的断裂和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技术性，把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结合起来。[4]因此，我尝试用连字符把时间和技术拼接成一个概念“技术——时间”。“综合”(Synthèses)是斯蒂格勒在讨论信息工业、记忆工业和影像工业时借用自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概念。构境(Situating)是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提出的哲学范式，是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种东方式总体看法，专门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质言之，就是建构或者复构人类历史存在的各种语境、情境和环境。在哲学先辈们的感召下，本文撷取并且连缀他们的几个关键概念，尝试在技术——时间综合构境中思考信息和影像，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关于电影本体、功能、技术和文化的理解。 人类生成和技术生成 将“技术生成”(Technogenesis)和“人类生成”(Anthropogenesis)并置起来，是为了强调“技术”和“人类”同源共生、共同发展的观念。英语中的Genesis、法语中的Genèse和德语中的Greignis，都有“起源、创造、发展、演变”之意。在中文典籍中，与之最接近的概念可能是“生生”，“生生之谓易”，即不断创始、变化、更新、生生不息。不过，为了契合当前最通行的表达，同时也因为深受德勒兹哲学影响，本文统一用作“生成”。[5]关于人类的“生成”或者“起源”，通常是从科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层面来讨论的，即，人作为生物实体“从猿到人”的过程，被称为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一起源。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追问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即，人在自然生物学意义之外的起源。他从“人的发明”派生出两个问题：“谁”或“什么”发明？“谁”或“什么”被发明？从表面上看，“谁”和“什么”各自都有特定的含义：人和技术。但是，他希望进一步质疑：“谁”是否指技术？“什么”是否指人？或者，是否应该摆脱并超越“谁”和“什么”之间的一切差异？ 依据“由东非人向新人的过渡，即人化的过程”，斯蒂格勒相信“这个大脑皮层的分裂和石器随着石制工具技术的漫长演变过程是一致的”，并且“由此假定人是在这个进化中被逐渐发明的”。从遗传学的角度，人类的大脑皮层组织在进入新人阶段之后就基本定型了。换句话说，进入新人阶段以后，人类的种系生成或者生物进化基本完成了。此后，人类的生成(进化)开始“沿着生命以外的方式继续”。何谓“生命以外的方式”？一言以蔽之，技术！人类发明技术，同时，人类也被技术发明。人的进化过程，就是人的动物性退化和工艺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也是技术的历史。 “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斯蒂格勒却把技术提升到关乎“人类生成”的本体论的高度，提出“后种系生成”(
piphylogénéyique)的奇特概念：在生物种系进化完成之后，促进“人类生成”的最重要因素，不再来自生物性的遗传，而是来自非遗传性的积淀(Sédimentation
pigénétique)，亦即，对过去的文化记忆。[6]胡塞尔(Edmund Husserl)把个体意识对时间客体(L'object Temporel)的直接感知称为第一记忆/持存(Retention Primaire)，把个体对记忆之物的回顾和回想——再记忆——称为第二持存(Rétention Secondaire)。斯蒂格勒把通过外在性义肢(Prothéses)——技术和工具——持存的时间客体称为第三记忆或第三持存(Rétention Tertiaires)。通常所谓的历史文化记忆都属于第三持存。人类个体积累的经验和记忆会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新生的人类个体必须重新经历文化记忆进化的所有阶段，即，受教育和社会化。正是这种非个体的第三持存造成了支撑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后种系生成。这一点和李泽厚先生的“历史本体论”不谋而合：人类如何可能？因为使用——制造工具。技进乎道。人类依靠生产技艺中“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续、维系族类存在。“度”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这就是历史本体论的本义。[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