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二战结束75周年纪念，如何面对战争史鉴者及其后代的记忆断层与遗忘，找到新的媒介“表达共同体”来评价战争，成为战争文艺研究的核心话语。基于20世纪末图像研究的发掘和问题意识，21世纪关于战争记忆研究的“视觉转向”(Visual Turn)可谓水到渠成，研究者偏重关注围绕战争主题生成的视觉文艺作品，以此研究发动战争的意识形态以及战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一画胜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即指一张静态图像可以摹状出人物与场域的意味，传达出复杂的概念。但是静态图像一般只有说明和描绘功能，没有主动参与叙述故事的表达功能。而现代影像作为一种“帧的记忆”(Frame Memory)，①透过取景器，以每秒24格的流动画面，可以使观众产生叙事意识的共情效果，影像研究已然成为探索历史记忆与时代征候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其中指涉当代战争史观叙述话语的“后记忆”(Post Memory)影像，既蕴涵理论研究前沿的探索性，又具备真实历史载记的档案意义。放大了历史叙事的指涉性，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对历史记忆的想象、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解历史本体价值的文化认知倾向。 一、理论溯源：“后记忆”从图像到影像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发起了种族大屠杀，这段历史成为幸存者、史鉴者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便退出历史舞台，其后代依然深受其害，并成为纪念、继承大屠杀“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的主力军。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了“后记忆”概念，并围绕纳粹极权统治的文化记忆、历史证词以及战争摄影作品中的家庭叙事(如家庭相册)广泛探究了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的战争记忆，成为当代记忆学研究的新擘。屠犹/浩劫(Holocaust/Catastrophe)题材经由亲历者讲述给后代，这种记忆在后代那里成为了一种家族故事，并由后代继续诉说战争的罪恶与残酷，即成为大屠杀的“后记忆”。 在专著《家庭相框：摄影叙事与后记忆》中，赫希以视觉理论和影像历史分析，论述了大屠杀幸存者在北美的移民史，具体通过田野口述法研究大屠杀幸存者(涉及犹太裔、波兰裔等)的家庭相册来探讨个体是如何通过家庭相册实现对家庭的凝视，进而建构一个被呼召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家”的神话。当后代通过相册记忆起家中长辈(大屠杀幸存者)生前往事并展开新的叙事时，这种“后记忆”叙事就呈现出神化大屠杀的历史，弥漫出残忍、苦难、离别、折磨的Unfathomable(深不可测的)特质。②赫希曾将个人“寻根”经历和犹太人在切诺维茨的历史记忆叙事结合，与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合著《家的鬼魂：犹太人记忆中的切诺维茨的来世》。③她还与南希·K.米勒(Nancy K.Miller)合著《回归仪式：流亡诗学和记忆的政治》，以回归仪式考察遗传和家谱，探讨社会仪式与政治法律之间的深刻联系。④赫希的论述虽然还未能充分阐释犹太大屠杀历史记忆的琐碎、人与历史的割裂以及“后记忆”家庭和其成员主体性形成等问题，但已然提出了对战争历史回望阐释的记忆学新视角。 赫希的《后记忆的一代：大屠杀后的写作和视觉文化》⑤以被大屠杀迫害的父母及二代作家和视觉艺术家为研究对象，确定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屠杀后代的“Post Generation”。她认为，这种隔代记忆、跨代的回报和体验性知识结构中包含了“代连接”到个人、集体和过去的文化创伤，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经验。“如果这些图像，像着了迷似的不断被重复，界定了我们现有的创伤档案，那么，它们以后是否会启动一种负责任和讲伦理的讨论话语呢？我们可以如何阅读那些图像？它们是否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空洞的所指，让我们保持距离，保护我们免受事件干扰？”⑥进而她提出：即图像的重复，是忧郁的回放，是可以利用的认同，其本身就是“二次伤害”，使远处的观众成为“替代受害者”。人们经常看到这些图像，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叙述和记忆中，从而变得更容易受其影响。 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记忆研究，学界也有诸多分支，譬如涉及寻根题材，以父母的视觉记忆填补自己的“缺失记忆”(Lost Memory)；后殖民离散人群对上一代人流亡经历的“伤痛记忆”(Pain Memory)、⑦“无国籍记忆”(Stateless Memory)；⑧继承后延缓到达后代的“迟后记忆”(Late Memory)；被代际转移的“移植记忆”(Transplanted Memory)以及类似概念的“空洞记忆”(Empty Memory)、“灰烬记忆”(Ashes Memory)等；反映第三代幸存者继承前两代间隔的“后后记忆”(After Postmemory)；⑨围绕记忆政治的“动员记忆”(Mobilizing Memory)、福柯提出挑战主流记忆的“反记忆”(Counter Memory)⑩等，均反映了后代所承遭祖代的不幸，对“跨代”记忆的传递。本文主要撷采赫希提出的“后记忆”研究视角，分析当代战争电影对“战争遗产”继承的银幕表达。 二、银幕上的祖代——“后记忆”生成身份认同 传统的记忆继承通常是以零碎、静态、单纯的言语装置，在族群内部发生，在继承内容、意义理解和广度传播上都是欠缺的。同代人之间，即便有共同的经历或经验，记忆的分享也需要通过叙事来进行。至于隔代记忆，祖代的经历再丰富，事情记得再清楚，都无法把自己的记忆直接传给孙代。只有通过借助多种传统辅助中介，如展示老照片、老图像、老物件，访问见证人、访问故地或遗址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叙述者，一同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在互联网、跨媒介(包括影像)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当代，祖代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体、集体创伤碎片，通过银幕上富有感染力、Sentimental(滥情的、感情用事的)情绪流动传递给后代，让其“记住”银幕上祖代的故事传说和行为模式。因此“后记忆”影像与过去的联系实际上不是通过遗传(即出生前就已支配)或回忆，而是在当下的语言环境(视听语言为主导)，通过富有想象力的银幕投射和氛围创造来调节。这些事件过去发生过，但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后代通过“后记忆”继承，重建银幕上的历史叙事，构成他们自己和未来代的“新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