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节档，在短短七天时间里总票房突破78亿元，无疑为刚刚复苏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其中，《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家》《侍神令》《新神榜：哪吒重生》等代表着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最高水准的影片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随着数字虚拟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电影的工业化制作流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前期后置化和后期前置化成为常态，并逐步形成一种模块化的生产模式。电影工业生产更加依赖技术工具的变革和突破，电影导演不仅需要把控艺术质量和创意思维，而且还要承担项目流程管理的角色。以《刺杀小说家》为例，影片在国内首次使用了实时虚拟拍摄系统，通过面部表演捕捉技术和建立表皮缓存、数字表情库等数据库，实现类人生物的角色构建。在这样的大势所趋下，中国电影的产业链和工业结构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自我升级，以适应未来大规模流程化工业生产的需要。本文希望通过着重梳理新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前两次重大转型，勾勒出中国电影工业化意识变迁的历史脉络，呈现出全球电影工业发展与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作为参照坐标系的中国工业化思想进程 传统意义上来讲，工业化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机器大生产和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革新，“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①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早进入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步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在被迫纳入到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的过程中，萌发了工业化意识，并逐步将工业化设定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普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化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模式的新方向。因此，工业化不再仅仅特指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而变成了一种不断进行工业经济结构自我升级和优化的战略思想。 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起点，应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推行的以封建官僚资本为主导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要的思想依据，②在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学习和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雏形。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工业化意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萌生的。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倡导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模式，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取代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张“以工立国”和发展机器大工业，③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工、商关系。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工业化纲领和工业化建设的整体方案，他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主张“废手工采机器”，④并号召通过“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⑤扫除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此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外夹击，一场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立国”论战悄然展开。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和以孙倬章、吴景超、杨明斋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各持己见，积极为内忧外患的国家和民族谋求立国发展之路。论战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才偃旗息鼓。虽然这场论战最终也没有分出胜负，但是“澄清了人们对于工业化所持有的种种疑问，明确了工业化对于中国前途的重大意义”。⑥至此，“工业化”的概念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广泛而普遍的认同。 1945年，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提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实现之后有关“工业问题”的设想：“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彼时中国的工业化状况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对于“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的态度也是坚定不移的。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声望，东欧等国家陆续开始效仿苏联模式，世界上出现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解放全中国之后，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需明确的战略方向。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际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效仿苏联模式的发展方向，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道路，并且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重新置入到全球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秩序之中。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推动了全球化的经济协作，促使工业生产从机器化、电气化转向自动化和智能化。面对这样的冲击，中国工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地被稀释。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制定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开始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构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服务化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工业化全面进入从资源消耗型模式转向生态循环型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本文将“新中国电影工业化意识”的研究命题置入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是希望为本文提供两个可供参照的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历史维度。新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是在新中国工业化规划的大格局下完成的，不同时期的电影工业结构和组织形式都会受到彼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比如“冷战”、全球化等)的影响。所以，在这样清晰的纵向维度中开展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勾勒出其深层次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客观地找寻出电影工业与其他工业发展的差距。另一个是横向的国际比较维度。新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有三次重大的历史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照搬苏联电影工业化发展模式，包括制片、发行、放映和电影教育体系等；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电影工业被迅速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此时的中国电影工业发展不得不直接对标如日中天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第三次是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人工智能化时代下的电影工业结构升级，⑩也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转型。因此，有关新中国电影工业化意识的研究，势必不能脱离与“苏联模式”“好莱坞模式”等的横向比较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