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

       作为要素跨境流动的主要载体，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一体化生产体系既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转向创新和知识驱动，进而引发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工业革命对制造范式及国际生产体系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尚未充分释放，叠加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使得全球化演进及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考察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变动中的角色，提出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态势

       在对全球价值链的观察中，无论学术界还是国际机构，近期都注意到了一个似乎越来越清晰的现象，那就是过去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放缓，包括中国、美国、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工业和贸易大国，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收缩或“变短”态势，[1-5]并且这种变化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全球价值链报告(2019)》也指出，即使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GVC参与度的全球平均发展态势仍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2017年，GVC全球平均参与度为0.1289，2007年这一指标值为0.1343。从不同行业的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方向和速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2000-2007年，除中技术部门GVC的前向参与度有小幅下降之外，无论实体部门还是主要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均实现了较快扩张，而在2007-2017年间，GVC的扩张态势或发生了逆转或增势放缓，其中实体部门GVC参与度下降更为明显。(见表1)

      

       从国别的情况看，联合国贸发会的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大幅滑落为1％，同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增速则由13％降至3％。①具体到中美两个最大的贸易国，笔者计算发现，中国和美国的GVC参与度分别自2011、2010年年出现下降。其中，2018年美国GVC参与度为53.43％，已降至2003年的水平，比2010年的高位值下降了8.55个百分点，其逆向演进的特点相当突出。而2010年之后，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品出口大国的GVC参与度也相继转为收缩状态。(见图1)

      

       图1 主要工业品出口国GVC参与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分析局、美联储的数据计算。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全球贸易强度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进程自2000以来进入了快速提升的阶段，全球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都于2008年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而2009-2019年，国际贸易强度则表现为平稳收缩的态势。(见图2)同时，这一时期世界货物贸易强度与总贸易强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着货物出口对国际贸易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贡献相对落后于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服务创造的价值增长较快，一般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然而，这一趋势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总体上不及制造业；另一方面，现行统计体系对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的核算不够全面，难以准确体现服务对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3]

      

       图2 1980-2019年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The World Bank Indicator。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与中国的角色

       各种指标的变化从不同方面和程度指向了全球价值链回缩或扩张放缓的事实。然而，这种变化究竟是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回调还是其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目前尚有一些争议，短期内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剖析全球价值链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有助于客观认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机制。实际上，关于全球价值链发展和扩张的驱动因素，国内外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6，7]Amador and Cabral指出，在理论上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因素与推动贸易增长、生产国际化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动因区别开来并非易事。[8]即便如此，过去20年中引发全球价值链正向扩张的动力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不断下降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术进步及逐步减少的制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壁垒。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基本脉络与学术语境深深根植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一笃信分工和交换增进福利的理论范式下，长远来看，上述三类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仍然能够成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势必还会持续。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挑战在于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与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致使包括技术进步、成本优势、贸易环境在内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动力的因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方式和效应，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异化”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