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数字化转型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快速演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创造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新兴科技的快速迭代和快速渗透，引起全社会快速地信息化和数字化。全球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扑面而来之际，恰逢我国处于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非物质层面的国家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相对于以往所推行的渐进性、单维型改革策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以“国家治理”主题突显全面深化改革的统摄性、配套性和持续性，要统筹兼顾和协调推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转型进程中，科技革命均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科技革命驱动着生产力质的飞跃，由此驱动着上层建筑——即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譬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社会试验场，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准科层制组织，相应的政府管理理念及组织形式亦成为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现代化模板。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动力系统，譬如新能源和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驱动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的形成，促使巨型科层制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的组织形式，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成为全球政府组织的主流形式。以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服务型经济和电子政务的产生，以无间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为标志对传统科层制组织形式进行了自我调适。前三次工业革命塑造了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和政府形态，中国在此期间始终疲于“追赶”和“学习”。而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离不开强烈的“中国印记”。我国积极参与并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浪潮，通过实施科技驱动战略加速了中国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率先探索适应于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新兴产业、商业模式和治理模式①，这促使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即经历了从科技创新到广泛扩散的转型，深刻影响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以数据驱动和数字化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近年来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②。各国数字化治理日益向纵深推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已然来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深化改革总目标，强大新颖的数字技术和未来可期待的智能技术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技驱动力。近年来，我国运用数字和智能技术驱动治理现代化已产生了大量丰富的实践进展，发挥着激发市场创造活力、激活社会参与热情、激励政府自我改革等积极作用③。在刚刚经历过的新冠疫情期间，数字与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风险研判和复工复产等方面的创新应用，为我国有效应对疫情风险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建议十四五期间加快“数字化发展”，其中数字政府建设要成为经济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保障。概言之，以获取、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以面向、基于和经由数据的治理为机制，数字技术重构着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大众等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互动关系，为政府数字化转型准备了必要条件。 二、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数字时代的治理转型及其挑战 近年来，我国快速进入数字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④同时，移动互联网塑造的在线化社会生活形态大力加强，推动着电子商务、社会交往、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进而驱动着政务服务、政府监管和政府运行的快速数字化和智能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互联网+督察成为各级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必备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公众参与、政民互动、政治传播愈加活跃，成为政府感知社会偏好、吸纳并回应民意的新生渠道。然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向传统治理模式提出了若干挑战，进而驱动着政府围绕挑战解决以调适公共部门的组织形态、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 我国“三化叠加”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为国家治理带来外生冲击。近年来，市场化、城镇化和网络化“三化叠加”驱动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新要求。首先是市场化。市场化带来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批评性公民的形成，譬如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提升，对公共服务的质量要求提高，对公共治理的参与意愿上升，这对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出更高要求。其次是城镇化。21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进程，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9年60.6％，城镇人口在20多年间增加了4亿多。这一进程促使我国进入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过渡期。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极度压缩，社会冲突呈现出频度高、强度大、类型多样、相互关联、扩散性强等特征⑤⑥。再次是网络化。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最广泛、便捷的新兴媒介，成为公共信息扩散、公共舆论形成、公众参与的新生渠道，引起网络行动主义浪潮酝酿着新生社会风险，更为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和信息机制⑦。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转型为国家治理带来内在挑战。首先是治理理念面临挑战，数字时代政府需要不断创新治理理念。随着数据爆炸，传统的政务信息化、信息公开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须更大程度地整合和公开政府数据资源。与此同时，新兴技术促使公众参与意识上升，重视对政务信息的知情权和民意表达权，以及对公共治理的过程参与。这些都给传统治理理念带来新挑战。数字时代国家治理应倡导政社协同共治、公众参与与政民互动的治理理念，政府要打破其与市场、社会等其他组织的传统边界，促进数据流通、公开以保障治理过程透明化运行⑧。其次是治理方式面临挑战。传统上，政府治理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决策权、评价权和监督权都集中在上位政府，注重管治规制而弱化服务职能，追求结果导向而忽视治理过程的质量。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动员多于社会参与，重视宣传引导多于偏好吸纳和回应，政府通常在政民互动中居于被动地位。进入数字时代，公众获取和生产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政府不再垄断信息资源，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未能有效发挥新兴技术带来的政治沟通和民意回应作用。同时，既有决策模式注重依靠经验决策、小数据决策，而数字时代政府必须依赖采集多源异构数据，基于理论模型和数据分析加深对治理问题和场景的理解和判断，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产生科学决策，逐步取代经验决策。再次是新生数据治理体系还不健全，譬如个人隐私和政府数据开放问题。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我国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没有一部完整的数据法对数据安全、隐私数据等做出详细规定。政府数据公开也缺乏强有力的政策，这制约着政府数据的公开程度和数据价值的开发。政府不仅面临着如何公开数据、公开何种数据的难题，而且安全与隐私、自由与规制之间的平衡亦难以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