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48/j.cnki.hgzlyj.2021.02.001 一、引言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我国仍面临着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战胜利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新任务。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说明脱贫攻坚胜利之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乡村逐渐被边缘化，农村人口流失、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从乡村内部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治理主体难以完成将农民组织化的任务，从而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高强度组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农村集体经济无法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经营，从而导致资本化，使得农民的财产和利益被稀释和分散，丧失继续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主要解决乡村自身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问题，以农村和农业资源为依托，以农民自身的组织化为主体，实现乡村和城市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良性互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是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从全面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本质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不是以城乡一体化的方式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村民市民化，减少城镇与乡村的区别。实际上，城乡之间存在中国社会的结构弹性，二元结构事实上也起到了保护农民的作用，若是一味贯彻城乡一体化，则可能破坏这种“制度红利”①，也并不是适合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不是将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创造内生性动力，依靠乡村内部动力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我国的乡村发展经验看，坚持发扬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乡村的基层自治制度是脱贫关键，前者涉及乡村振兴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后者则是乡村振兴的农民组织化，二者共同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的动力、模式以及目标。我国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在总结脱贫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变革乡村的内部动力结构，以乡村自身资源以及组织结构来实现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的内生式发展，激发乡村内在的发展活力。因此，本文构建了内生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山区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为例，从组织、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归纳和总结尧治河村内生式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典型经验，期望将尧治河村的振兴经验推广和应用于我国亟待振兴的脱贫乡村地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本文剩余部分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内生式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理论逻辑以及现有文献中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分析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案例研究样本选取的依据及信息收集方法，提出研究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基于第三部分的分析框架，提出治理、经济、文化、生态四个方面的研究发现；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内生式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理论逻辑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乡村的边缘化和衰落无法避免，成为各国都需要克服的难题。我国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说明，要用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因此，有必要将脱贫经验进行梳理，总结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的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一)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遵循“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这种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但也带来了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陈丹、张越，2019)。随着生产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长期单向流动，农村衰败凋敝，缺乏资本和人才，逐渐出现了农业粗放、村庄空心、人口贫困、环境脆弱等问题(姚树荣、周诗雨，2020)，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成为新的“三农”问题(文琦、郑殿元，2019)。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乡村的衰落和凋敝，我国乡村在城乡二元格局下逐渐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资金难以获得。乡村难以吸引投资，其主要资金支持来自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农村信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林强，2008)，金融结构的失衡严重阻碍了乡村的发展(赵洪丹、朱显平，2015)。此外，财政支持以及信贷条件相对苛刻，在我国农村，推动农村现代化的信贷支持并不容易获得：若以信贷方式支援农村发展，金融机构往往面临较高的借贷风险，因此通常不愿“进村”，而更愿意向城市相关企业贷款(陈国斌，2010)。二是土地制度不完善。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农村盘活集体土地和集体自然资源，但是贸然允许土地进入市场交易，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也极其有限(王宇，2019)。有学者认为可以用土地资本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由农民或者政府主导将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刘守英，2008)，但现实中由于土地产权清晰程度等社会因素常常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偏离土地实际价值贡献，土地流转失灵(祝国平、郭连强、李新光，2021)，农民丧失宅基地会造成村庄的空心化，导致村庄加速破败和衰落。三是人才稀缺。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乡村面临着人才困境，农民流失和高层次人才匮乏导致农村现代化建设缺乏动力。大批农民离乡进城，常常伴随着家庭化迁移(邓悦、郑汉林、王泽宇，2019)，乡村不可能依靠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乡村发展亟需管理人才、优秀干部(卜文忠，2019)。四是文化落后。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本源(宋小霞、王婷婷，2019)，缺乏对乡村生活方式的认同导致乡村逐渐丧失吸引力。当下农民工的两栖化、村庄空心化、生态恶化现象严重，只有以乡村文化为主体，回归具有吸引力的乡村生活，才可能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Lin，1992)。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只有将乡村文化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才能塑造乡村的文化认同(李佳，2012)。其关键在于理解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从融合和补充的视角推动城乡的良性互动，以乡村文化为主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尊重文化再生产规律，完成乡村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转变(高静、王志章，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