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军.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J].求实，2021(2)：4-20. 一、分析框架：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 历史科学既是马克思主义解释、改造世界的方法原则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的自我规定。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1]13-14。历史科学矫正并超越了将经济事实、社会真相和历史规律描述为抽象范畴的哲学窠臼。基于历史科学的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实践的、动态的、开放的学说体系。 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考察，必须基于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只有掌握了历史科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深度解剖。首先，立足于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是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并对其施以彻底批判的重要途径。唯有运用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方可揭示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真实图景与历史轨迹。其次，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直接套用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理论框架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这无疑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并陷入资本逻辑及其市场规则的窠臼。基于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才能解蔽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本质，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话语魅惑。再次，基于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才能将群众史观融入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研究当中。最后，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解析(而非一种道德解读)，离不开历史科学的运用。 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剖析，主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与“四维关系”的辩证透视。 其一，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政治经济学是本文透视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基本视角。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可以有效摆脱“庸俗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与资本逻辑的“市场绑架”，并真正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历史脉络与世界意义。在农村贫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非抽象的正义原则或道德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梳理近代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的产生因素、作用机制、制度局限与治理趋向，从而铺设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贫困治理的中国道路。 其二，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历史—空间”的双重审视。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研究，不仅要深入到具体的、纵向的历史长河当中，也要对农村治贫的空间议题展开研究。历史性的缺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根本弊端，它们始终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看作是最终达到的”、不可更替的、“有无限修复能力的”社会制度形态[2]30。正如马克思所感慨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612。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非永恒的、天然的社会关系，它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维系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经济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在历史长河中用动态的、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和理论演进。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不仅蕴含历史观点，还蕴含空间维度的正义诉求。故此，对空间生产的关注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视角，而这主要涉及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发展战略、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以及空间生产布局等议题的关注。 其三，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革命—建设”的关系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治贫是革命性和建设性的统一，但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革命性和建设性并非简单的“破”与“立”的关系，而是共同融入于近代以来我国生产方式的变革当中，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革命实践和建设道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劳动阶级立场，决定了其治贫策略绝非是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延续，而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彻底扬弃和整体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革命性并非是对其建设性的排斥，反而为农村治贫的制度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革命道路与建设机制的选择蕴含着历史必然性，它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我国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经济生产条件、革命或建设目标)所决定的。 其四，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动员—制度”的机制分析。“超常规”社会动员机制和常规的制度运行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治贫历史发展的基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是立足于增进农民利益的制度安排，广泛的群众动员是构成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农村治贫制度的前提条件，“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才能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治贫格局”[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打破因农民实质权利缺失而引发的贫困循环，并有效拆除农村治贫的体制机制障碍[5]。“动员—制度”机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双重治理逻辑，即“自下而上”的治理逻辑与“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这两套治理逻辑是紧密贯通的，并在相互调适中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制度韧性。 其五，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社会经济事实—共同体形态”的机理透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591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治贫道路的探索，也是基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事实解剖的，并在历史地梳理社会经济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历史条件与国情状况的农村治贫共同体形态。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构建共同体的方式(而非一种统治途径)去应对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即充分运用农村治贫的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增强农村治贫的合力与协同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农村治贫共同体形态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这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事实(包括阶级状况在内的社会经济事实)的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竭力探求的治贫共同体追求的绝非是少数人的特权或功利性的政治献媚，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民福利”[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