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与自身建设史，能从历史变革、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规律与经验中认识并把握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发展推进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指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在历史视野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不仅有利于从长时段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律，而且为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机制提供了思考契机。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视野 政党诞生于近代政治生活背景之下，并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当中蓬勃发展，众多理论研究和持续实践均强调这一独特组织的制度属性和历史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及反映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其中秉持共同政治主张、遵循共同理论、践行共同纲领、采取共同行动的积极分子为参与、取得和维护政权而联合起来并为之奋斗。①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学者从兼顾政治行为、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政党内涵加以剖析：“政党是对民众进行动员的基础性组织，是领导人传承与培养的途径，是塑造大众与精英的政治认同感的工具，同时也是管理政府的一种方法。”②制度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规范形式、行为约束机制、价值引导模式，愈益成为政治领域中统治形式、管理途径和治理体系的突出内容，并在各国政党的政治实践中受到普遍重视和积极运用。③中国近现代的时序进程和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置于历史的具体情境和较长周期进行考察，有利于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依据连续性和阶段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整体性和部分性、回顾性和前瞻性的视野认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丰富内涵和伟大成就。 (一)历史视野中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视野蕴含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关系，重视制度建设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重要地位与连续主题，关注制度建设在特定时期的不同表现和具体任务，可从正本清源的意义上纠正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成见，还可从广义与狭义相结合的角度看待制度建设的含义。社会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提出中国现代化研究“必须深入揭示中国研究中通常被割裂开来的各时代之间的关系”，而他自己却错误地判定“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的胜利是一个政治组织的胜利，而非纲领、制度或者社会政策的胜利。这些纲领、制度和政策仍然有待于制定”④。与此类似，政治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有失公允地认为“对中国强大与稳定的展望，一再受到政治制度的困扰”，“这个制度还远未稳定和充分制度化”⑤；历史社会学者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时，不无矛盾地认为新中国既是“政治化的官僚机构”又是“大众动员型政治国家”⑥。上述海外学者观点的误区在于没有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视为兼具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持续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应从其百年历程进行审视，由此看到党在不同时期为政治生活赋予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的秩序状态，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为中国提供强制性政治权力的结构与安排，还在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改革中为个人及集体行为构建约束性和引导性的背景。⑦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在广义上体现为“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建立一个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现代政治的运作”⑧；在狭义上体现为“由各种规范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证”⑨。 (二)历史视野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视野蕴含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关系，基于近代中国历史展开的复合脉络和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建设的多样形态和功能设定。海外学者注重从历史角度阐释中国的近代转型以及现代国家建设。史景迁(Jonathan Spencer)主张考察现代中国的演进须依托长程历史背景，并在经济社会组织和区域差异特性的基础上理解地方结构与中央策略的关系。⑩黄仁宇主张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透过社会的各阶层”，并据此提出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任务是为现代中国创设政治生活的高层机构，中国共产党则因土地改革创设兼顾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低层机构。(11)孔飞力(Philip Kuhn)主张“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并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制度建设必须契合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使命和主要任务，从而解决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所设定的关键性议题。(12)上述学者的历史分析存在忽视政党作用、倚重西方国家经验的局限，没有深入关注政党对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的双重统领功能，但其对国家建设中政治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的关联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构建与支持性的新型社会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受到更多重视，一些研究成果关注中国共产党以组织化和制度化方式对社会领域的渗入和改造，运用群众动员“促使社会各阶层摆脱它们的狭隘观点。通过深入社会，中共能够开发新的支持源泉”(13)。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奋斗历程中不仅增强自身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有机联系，以核心领导地位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以高度社会关怀强化制度设计、政策制定、议程设置的人民导向与实践取向，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带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整体发展，将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宗旨、反腐倡廉等议题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与依法治国的治国精神充分体现到党建的各个方面，实现国家建设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总体衔接。(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