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提出系统的图像学(Iconology)理论，使图像学成为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符号学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中具有基础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他早年的著作《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中，也体现在他系统的图像学理论中。但图像学的光辉掩盖了符号学在其艺术理论中的地位。虽然部分学者意识到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思想，但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目前国内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像学理论的应用，也有少量探究其图像学理论来源的论文。[1]但这些论文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来源的探讨，主要关注德国哲学和艺术史背景，没有论及图像学的符号学基础。这影响了对图像学的理解与把握，因此有必要重新探究符号学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关系。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理论来源，探讨符号学对他的图像学知识构成的意义。文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从目前学界对图像学和符号学关系的争论出发，说明对图像学的符号学知识溯源的必要性；其次，分别探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皮尔斯(Charles Sander Peirce)和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代表的三种符号学的知识联系；最后，具体分析符号学思想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中的应用。 一、关于符号学与图像学关系的争论 众所周知，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与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存在思想联系。但图像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有没有思想联系，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议；即使是潘诺夫斯基对卡西尔符号学的具体运用和修正，学界也并未做出充分的解释。图像学与符号学都是现代学科知识分化的结果，它们都关注对意义的解释。图像学是研究图像意义的学科，图像学是具有解释性功能的图像志；符号学研究符号的构成和规律，关注对符号意义的解释，“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2]。但对这两个学科的关系，学者们持不同态度。早在1949年，贡布里希(E.H.Gombrich)就在关于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的书评中，率先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视作“图像符号学”(Semiotic of the Image)的研究成果[3]。贡布里希认识到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中的符号学思想，但并没有具体深入研究。还有学者注意到潘诺夫斯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隐约联系，如《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英译者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S.Wood)认为：潘诺夫斯基的结构主义很难发现，因为它是模糊的，并且被他的哲学习惯驱散了[4]。朱利奥·卡洛·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认为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通过对无序图像的研究，建构了系统的艺术史，蕴含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是潘诺夫斯基，而非沃尔夫林，才是艺术史学界的索绪尔。”[5]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auss)也认为：“艺术批评领域的欧文·潘诺夫斯基，他的工作就是全面的、彻底的结构主义。”[6] 也有学者质疑或否认符号学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联系。迈克尔·安·霍丽(Michael Ann Holly)在《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中已意识到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与符号学理论的相似之处，在该书开篇她比较了图像学与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学，可惜她将这些相似之处归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并没有求证它们的内在联系。因此她否认了符号学对图像学的影响：“潘诺夫斯基绝不会有意与一种‘符号学’的观念相联结。”[7]迈克尔·波德罗(Michael Podro)认为：潘诺夫斯基的象征体系在这里不是符号的载体，而是对观念的视觉性和“表现性”的个例化[8]。在他看来图像学只是对观念的举例，不能从符号系统的角度理解。符号学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在《视域与绘画：凝视的逻辑》(Vision and Painting：The Logic of the Gaze)中肯定了图像学在20世纪的成就，但他意识到艺术史学科的困境，认为图像学忽视了“作为符号的绘画”[9]。这就否认了图像学与符号学的联系，然而布列逊正是基于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这些传统艺术史家图像学研究的成就，“贡布里希的视觉修辞学也是一种艺术符号学，他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视觉艺术的方法，直接启发了巴克森德尔、诺曼·布列逊等新艺术史家的理论实践”[10]。尽管后来布列逊和米克·巴尔(Mieke Bal)合著的《符号学与艺术史》(Semiotics and Art History)，将潘诺夫斯基的研究视为接近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基本原则[11]。可见作为符号学新艺术史的代表，布列逊也认识到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背景，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又故意掩盖了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这些“老大师”符号学研究的创见。符号学新艺术史家的态度，也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价值未能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对图像学和符号学的关系，学者们各持己见造成知识联系的混乱，这不仅影响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把握，也影响了艺术史的书写。达勒瓦(Anne D'Alleva)的《艺术史方法与理论》(Methods & Theories of Art History)、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主编的《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The Art of Art History：A Critical Anthology)，都将符号学和图像学放在同一章讨论。但这些著作的编排只是基于二者都是解释意义的学科，并没有对它们的关系做出清晰的阐释。有些著作的编写顺序，会让读者产生图像学是符号学先例的误解。还有观点认为图像学忽视了对图像的形式分析，如普雷齐奥西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与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相对立[12]。因此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知识，进行重新评估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探究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知识，不仅可以解决上述学术争端，推进对图像学的研究，也可为当前包括艺术符号学在内的艺术研究提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