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的星丛：从东方姿势展演到阿甘本的姿势-影像

      

      当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关于姿势的笔记》(Notes on Gesture)中宣称“电影的元素是姿势而非影像”[1]时，他显然试图在后德勒兹主义的氛围中将影像“带回”人类身体运动的领域。但姿势何以构成一种独特的行动模式和生命形式？它与运动、时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作为一种具体的媒介装置的影像又在何种条件下使姿势—影像得以生成，并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响应其同时代性？另外，中国古典思想和艺术中蕴含着的丰富姿势观念和实践与阿甘本的姿势论是否具有理论牵连？本文试图从姿势展演的理论旅行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上述问题。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在四个意义上构成本文的核心范畴。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中，本雅明首次提出了其星丛构型的认识论：概念从现象的存在、共在与差异的极端形态中抽取出其范围和内容，而理念运用概念对现象进行安排和阐释，由此构成永恒的星丛，“由于诸元素在此星丛中被视作单子，现象被细分的同时也被赎回”[2]。理念与现象在此形成一种星丛之于群星的关系：星丛依靠自身引力将群星牵引、聚拢于周围，由此每一颗现象单子都在星丛的整体结构中获得全新意义；与此同时星丛却并不取消单子的独立存在，而是让群星如其所是般的构成一个充满异质性张力的共在。我将表明阿甘本对姿势—影像的运思至少在三重意义上是星丛式的。第一，作为凝定与流动、虚拟与现实、潜在与行动的极性互动与辩证综合，姿势自身暗示着作为星丛构型的身体运动，并进而开启了一个基于契机性而非连续性的时间星丛。第二，在蒙太奇的重复和中止中，影像与其他影像在拼贴式联结中形成星丛。第三，阿甘本对姿势—影像的论述涉及戏剧、摄影和电影等多种媒介，由此形成跨媒介的星丛，引领着影像这一技术装置走出景观和叙事政体。最后，本文自身也力图实现一种星丛构型，使中西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姿势观念交相辉映、彼此互动，却并不褫夺其各自的问题领域和运行轨迹。

      

      图1 《圣殿大道》(达盖尔，1839)

      一、阿甘本的姿势—影像1：姿势、运动与时间

      何为阿甘本的姿势—影像？《审判日》(Judgement Day)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简洁而有力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用达盖尔(Louis Daguerre)的银版摄影照片《圣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图1)为例说明照片令其狂喜的、捕捉到审判日的力量。这张被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人物形象的照片是达盖尔在一个正午繁忙的时刻，从其位于巴黎的工作室窗口往外拍摄的。因为早期银版摄影机需要极长的曝光时间，街上本该挤满的行人和车马都没有进入最终的画面，除了左下角人行道上的一团黑色轮廓：“一名男子停下来擦皮鞋，他一定是以腿微抬、脚放在擦鞋人的工具箱上的姿势静止站立了很久”。在阿甘本看来，再没有比这个意象更为适合表现审判日了：人群确实在场，但全都看不见，因为审判涉及的是单个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他做出最平常最普通的姿势”的时候被摄影的天使挑出、捕捉并赐予永生，而“在这个至高的瞬间，人，每个人，都被交付给他最小的、最日常的姿势。然而，多亏了照相机的镜头，如今，那个姿势充满了一整个生命的重量；那个无关紧要甚至愚蠢的时刻，在自身内部收集并凝聚起一整个存在的意义”[3]。显然阿甘本在此要表明的是摄影影像以横断之势，捕捉到生命最后一瞬的姿势，因此成为生命的纪录和见证。一个极性互动的姿势星丛由此被给出了：每一个表面上凝定、孤立的瞬时姿势都是个体全部生命经验的汇聚，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生活姿势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身体运动切片，而是处于连续的生命绵延中，既携带着对此前运动的“记忆”，也蕴藏着向此后运动演化的趋势。不难看出，阿甘本主要以一种动力论(Dynamism)来配置其姿势观念，从而解决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的重构运动的悖论。按照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总结，柏格森指出运动存在于具体的绵延之中，是异质而不可切割的，因此我们无法用空间中的位置或者时间中的瞬时来重构运动，正因此西方两种重构运动的方式——古典哲学以特定瞬间即先验的永恒姿势来构建运动，现代科学则以任意瞬间即内在的物质元素切面构建运动——注定要归于失败[4]。正是在这里，阿甘本别具匠心地通过揭示姿势中混合静态与动态、现实与潜能的极性对立状态而消解了柏格森悖论中的动静二元，为思考运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