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1-0065-07 双元制是德国、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等国家普遍采用的职业教育制度,其中尤以德国的双元制最为著名。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拥有独立且相关的两套教育培训和管理系统,即所有进入该体系的学生同时具有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他们会在企业接受技能培训的同时抽出一定时间在学校进行相关文化与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此外,联邦政府和各类商会对学徒培训实施宏观和直接管理。目前,国内外学者往往更为关注该制度的内涵、运行模式、特征、规律等,却鲜有人对该制度完整的创制过程及其内在特征进行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传统行会学徒制在历经波折后的重生以及学校职业教育立法的出现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1969年德国出台的《职业培训法案》则将以上彼此独立的两类教育场所、两套管理体系、两种教育培训方式融合进统一的系统,标志着该立法制度的最终形成。该立法制度从产生到最后融合的完整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其间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追述以上过程并对其内在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在集中展现德国政治与法律制度核心与精髓的基础上,为人们深刻认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的独特性和典型性提供有益视角。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的创制过程 (一)传统行会学徒制在历经波折后重生 自中世纪起,行会学徒制一直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近代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机器大工业生产对掌握部分技能工人的巨大需求,推动了行会学徒制最先退出英、法等工业革命先发国家的历史舞台。由于德国迟至1871年才实现统一,而在统一之前,其国内邦国林立,邦国之间的关税制度及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存在,导致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德国工业革命晚于英、法半个至一个世纪才发生。邻国的实践以及本国独特的国情导致德国政府对待行会及其学徒制的态度矛盾,德国曾发生过多次取消行会及学徒制然后又恢复该制度的事件,如19世纪30年代,德国国内关税同盟的缔结和铁路的开通,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初步发展,中世纪以来行会的限制性贸易政策遭到了巨大冲击,国内行会师傅和熟练工人的经济地位随之恶化。由于以普鲁士邦为代表的德国邦国浓重的保守主义传统,1845年《普鲁士手工业法案》不仅重新赋予了邦内大约43个手工行业师傅接收学徒的资格,且继续保留了行会接收、培训学徒和考察熟练工人的系列权力[1]。普鲁士的做法不仅被其他邦国所效仿,也为德国统一后手工业行会及其学徒制的继续存在埋下了历史伏笔。 德国统一后主要效仿法国的做法,1871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工业法典》就再次剥夺了传统行会的权力。这部法典允许人们自由从事贸易活动,行会成员可以自由退出行会且行会不再需要承担管理学徒培训的责任[2]。当学徒培训成为雇主的私人事务,他们有权决定学徒的数量且不需要为是否有能力培训学徒提供任何证明,相应而来的是学徒培训质量的明显下降,手工业主、师傅的威望和影响力也日趋恶化。加之自1873年开始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恶化了德国小企业主和手工师傅的处境,他们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权力而战,于是明确提出恢复行会传统的要求[3]。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内部情况异常复杂,由于德国工人的生活处境要比同期英、法两国工人差很多[4],德国境内工人运动暗流涌动,且社会民主运动、各类政治活动也伺机待发,如何消除帝国的不稳定因素并实现长治久安,德意志最高统治者除了在改善工人处境、扩大工业民主方面有所动作之外,他们还寄希望于传统行会制度的恢复。他们认为传统行会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小企业主或手工师傅们的经济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富裕且稳定的中产阶层,而且,由行会来管理工人和学徒,还可以为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冲突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反冲力。出于以上复杂的动机,1881年《德意志帝国工业法典修正案》颁布,此修正案也被称为“行会法案”,标志着行会传统在德意志帝国的再现。法案部分撤销了1871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同时授权行会监督和管理自己行业的学徒,而手工业者可以自愿加入新的行会组织。之后1897年颁布的《手工业法案》进一步完善了1881年的“行会法案”。一方面,帝国政府出于对行会毫无约束的权力的担心,并不希望将所有监管权力全部交给行会;另一方面,帝国政府也不愿意亲自介入该领域的管理。于是,1897年《手工业法案》规定以手工业行会的衍生机构——手工业商会取代原有行会的许多管理职能,如法案规定手工业商会不仅负责为国家起草工匠现状专家报告,承担促进手工行业发展的职能。与此同时,作为公共性质的法律机构,商会还负责组建考试委员会,承担为本行业和非本行业熟练学徒工举办考试的责任[5]。而此后的一些法案还进一步对手工业师傅的资格提出了要求,自此,手工行业有资格招收学徒,商会在企业培训结束时为学徒举办考试、成为师傅需要一定的资质等成为德国手工业领域的强制性规定[6]。1936年,工业、商业领域的商会获得了组建独立的考试委员会和举办考试的权力,20世纪下半叶,服务行业的商会也获得类似的权力[7],多种类型的商会组织才逐步成为与手工业商会平起平坐的学徒培训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