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在20世纪之初诞生于欧洲大陆。“科幻电影之父”的称誉被研究者授予法国魔术师乔治·梅里爱，以表彰他在1902年拍摄完成的《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全片时长不足二十分钟，却在模仿滑稽片的外形下开启了人类驶向太空的技术化视觉幻景。①而在更加细分也更强调现代性维度的专业化考较中，出生于维也纳却被后世标记为德国导演的弗里兹·朗，在1927年完成的《大都会》(Metropolis)，由于在成像技术上大规模使用光学特效和精细模型摄影，以及内容上由机器人主题开创出涵盖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反思，从而被视为型构了后世科幻电影的叙事原型。②法德两国作为代表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其哲学思想与艺术创作具有强大的外扩影响力，受到的瞩目与摹仿不仅来自欧洲内部，而且来自世界他国。科幻电影也是如此，作为新生于欧陆的影片亚类型，在整个20世纪都呈现出欧洲范围以外的强劲发展，一如电影虽然从欧洲诞生，行销全球的却是美国主导的好莱坞制作。 历史维度上的丰厚遗产与遍布当前现实中的各种压力给当代欧洲科幻电影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处身语境。从21世纪开始至今，在欧洲各地的科幻电影制作中集中呈现出“重塑欧洲性”的创作风格自觉，在技术维度、艺术外观和构想未来形态的意识方式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欧陆哲学与欧洲艺术传统在应对好莱坞电影模式与影业倾销时的震荡影响。另外，当代欧洲科幻电影还有效延续了现实主义电影传统中的价值批判维度，作品中常常包含针对社会迁变直接的、或潜在的回应。再从现实视角来看，启动于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屡屡受阻，英国脱欧和欧陆多地民族主义的复燃相伴发生。猝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并大面积蔓延的经济疲软现象极为沉重地拖缓了欧洲的整体发展。局部战争所导致的移民/难民危机进一步伴生出多元族裔流散与共处的难题。反过来在思想层面，针对欧盟一体化的怀疑反而刺激了“欧洲理念”的重建。在关于欧洲文化的讨论场域中，对于欧洲未来的关心成为焦点所在，而科幻电影正是承载未来想象的最佳类型载体。21世纪以来的欧洲科幻电影在题材选取、主题设置以及影像叙事的欧洲化风格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所聚焦的问题包括：针对技术加速时代而引起的极端化观念反思，影片中非产业化的艺术视景营造，以及融合未来哲学与神学启示录意味的末日乌托邦想象。 一、针对现代技术滥用的科幻叙事预警 和美国科幻影片中常见的技术乐观主义不同，当代欧洲的科幻电影依旧自觉秉持着围绕技术本体的沉思与追问。“技术是我们时代的命运，命运意味着某个无可更改的事件的不可回避。”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所主导的社会里，“所到之处，我们都不情愿地受缚于技术”。③随着不断解锁的新技术赋予人类更为多样的本质可能性，现代技术其实正在将人类置于某种险境。技术所适用的领域越扩大，人们越可能遭遇最高意义的危险。由此可以对当代欧洲科幻电影的类型倾向有更为直接的感知，并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数量众多的欧洲科幻电影在类型组合上优先选取了恐怖、惊悚和悬疑、犯罪元素。这不仅是因为欧洲科幻电影在历史的草创时期就属于亚类型电影，更是因为科幻影片中必然要面对的技术未知性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和古典哲学的两相参照下，自然导向了关于技术无序扩张与可能泛滥的影像预警。 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奥地利女导演杰西卡·豪丝娜拍摄的科幻剧情片《小小乔》(Little Joe，2019)不仅入选主竞赛单元提名金棕榈奖，而且片中的女主角还爆冷获得了当年最佳女演员，她在影片中的虚拟职业正是基于植物基因编辑技术的新物种培育员。在剧情设计中，现代社会上人情淡薄与真爱缺失的问题将交付给技术来加以改善。生物公司在绝对封闭的实验室内通过基因阻断与重组的方式来培育出世上本不存在的新型植物，身为单亲母亲的女主人公用儿子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小小乔”。植株成长在严苛控制的恒温环境和精准给付的营养液配比中，能够绽放红硕鲜艳的花朵，释放出大剂量花粉和异样的芬芳。与植株共处同一个空间的人们将在不知不觉中增进彼此间的情感，甚至达到互爱。如果结合导演本人的德语文化背景来看，小小乔的催情设计显然含有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隔代暗影。然而真正让观众感到不寒而栗的技术预警在于，人为养育的新种植株因为授粉环节被粗暴干预而失去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繁衍能力，因此，在预设的情感促进目的之外，小小乔暗暗孳生出了对于人类情绪的观察与控制能力，反而使人们的自发情感能力更为弱化、更加恋物，且依赖技术的产出。豪丝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欧洲艺术电影传统中摄影机的隐喻功能，借用空镜头的微妙运动传达出现代技术社会中的不安感。法国剧作家马塞尔·马尔丹曾经将镜头的隐喻目的描述为“在观众的意识领域内激起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影片的剧情范畴，并且促使人们对人类的许多问题具有更广泛的看法”。④影片《小小乔》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镜头运动。摄影机在主次人物的谈话场景中先以正反打的方式来呈现人物间的张力关系。接下来，摄影机机位的视线似乎偶然地失落在空镜区间，却又不急于拉回，而是极有创意地向室内的远景推近。逐渐劈开的视觉角度悄无声息地将新植株小小乔纳入视野，并细微地记录下它在喷射花粉前后的微幅摆动。这棵超出人类情感认知范围的新型植株在人物对话的结束时刻完全占据了空镜头内的中心视点，再次隐喻了技术社会中人类身受操控而浑然不知的潜在危险状态。 与曲折委婉的隐喻镜语不同，爱尔兰导演约翰·摩尔将悬疑、犯罪的类型元素糅合在科幻影片《绝对控制》(I.T.，2016)当中，以更为系统也更加强行而暴力的方式表现远程通信技术在未来社会对于普通家庭的全面控制与反噬。一座智能型的家居住宅因为受到心怀不轨者的黑客式攻击，所有商业的和私人的数据流动陡然间曝光于世人面前。影片为受到技术社会全面碾轧的受害者们提供了两种影像途径的象征反抗。首先是切断人与技术的一切关联，将人从所有可能的信息流动中完全切割出来，并还原到前信息社会的原初经验状态，由此来解救受害者可能遭受的互联网数据攻击。第二则是回到身体本位的知觉现象学，将影像身体上升为既具有主体性，也具有灵性的全面身体，构成“全面的意向性”，“一种把意愿与非意愿统一起来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始终与人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