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哲学著作,到哲学家们围绕电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论,以及人文学科越来越重视电影作品的学理价值(而不像20世纪那样通常把电影作为各个学科研究主题的再现与图解),某种从更高的维度,以超出电影艺术自身的语言、形式和历史的理论、跨越电影和哲学两个领域的知识生产,越来越成为人文学科中的新趋势。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easser)教授在他的新作中,将其称为“电影哲学”的兴起,即一种关注哲学与电影之间总体性关系的思想在泛人文学科中的普遍涌现。最先激活这个新的思想空间的,就是哲学家与电影的关系。 电影与哲学的亲密关系 在让-吕克·戈达尔的《随心所欲》(Vivre sa vie,1962)中,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a)与法国哲学家布里斯·帕兰(Brice Parrain)在咖啡馆里聊天,戈达尔曾读过帕兰的《语言的本性与功能》(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受到他思想的影响。几年后,在《中国姑娘》(La Chinoise,1968)中,戈达尔让法国思想家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火车上教导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不要采取激进的行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也受到戈达尔的邀请,在《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中扮演哲学家。不仅是欧洲导演,马歇尔·麦克卢汉也在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7)中扮演自己,他在电影院排队时,与一个错误理解他思想的人展开了辩论。在安德烈·泰希内(André Téchiné)的《勃朗特姐妹》(Les soeurs Bront
,1979)中,罗兰·巴特扮演了一个贵族。雅克·德里达在英国导演肯·麦克穆伦(Ken McMullen)的《幽灵之舞》(Ghost Dance,1983)中扮演一位大学教授。此外,米歇尔·福柯作为编剧顾问,参与了《我,皮埃尔·李维尔》(Moi,Pierre Rivière,1976)的创作,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制作过实验电影《他者场景》(L’autre scène,1972),居伊·德波本人就是导演,把《景观社会》拍摄成了电影。吉尔·德勒兹在《乔治·桑传》(Georges qui?,1973)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克莱尔·德尼在《十分钟年华老去》的短片中,邀请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出演大学教授。沃卓斯基兄弟邀请让·鲍德里亚出演《黑客帝国》但被拒绝,他们只好让鲍德里亚的著作《拟像与仿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出现在电影中。斯拉沃热·齐泽克与导演索菲亚·菲尼斯(Sophie Fiennes)合作,把他运用精神分析学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拍了两部“论文电影”……哲学家们与电影的“亲密合作”只是个插曲,对电影研究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所谓“电影哲学”的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起,包含“电影”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学术论文、著作、期刊和网站越来越多,尽管学界对什么是“电影哲学”还有千差万别的解释,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但这不影响所谓“电影哲学”在21世纪成为新的趋势。哲学家越来越热衷于讨论电影,电影学界也开始拥抱哲学①。“电影哲学”一方面带来许多新的视角与观点,另一方面重新激活了电影理论史中那些不断沉积的旧有概念和问题。 哲学家关心电影,有三个原因。第一,很多哲学家是影迷,电影是伴随他们共同成长的大众艺术,他们喜欢电影。经典影片是他们生命经验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第二,是他们意识到电影已经成为主导性的艺术形式,成为“机械复制时代”最有感性魅力的艺术,也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和试金石。第三,是哲学家们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世界时,电影成为他们完善个人思想体系、使之自洽而必须面对的对象。根据思想家与电影的亲密程度,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埃德加·莫兰、德勒兹、巴迪欧、朗西埃、卡维尔(Stanley Cavell)、诺埃尔·卡罗尔等,他们关注电影,对电影有持久和深入的思考,写过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和著作。第二类是萨特、罗兰·巴特、福柯、居伊·德波,他们往往从自己的研究出发,在必要的时候对电影进行评述与分析,但电影不是他们思想的最终目标。第三类是利奥塔、德里达、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和南希,他们谈论电影的文献尽管不多,但他们的概念、方法和假设对我们理解所谓“电影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哲学家们的电影著述只是电影哲学兴起的一部分,系统性的电影哲学研究从21世纪逐渐登场。 电影哲学的兴起 “电影哲学”的出现,对应于电影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三场危机。第一个危机来自克里斯蒂安·麦茨与让·米特里的争论,这是法国第一代“学院电影理论”遇到的最严峻的内部论战。他们争论的核心是电影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与结构主义对应的符号科学。第二次危机是以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欧洲电影理论,在美国遭遇所谓“后理论”(post-theory)的抵制。大卫·波德维尔、诺埃尔·卡罗尔等人号召英美学界抛弃“无所不包的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结合认知科学开启电影研究的新方法。第三个危机是吉尔·德勒兹的影像分类学对电影理论的改变。他搁置了“作者论”和“文本论”这两个电影理论的支柱,从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维度建立影像分类学,把电影史和电影美学的讨论拓展到电影工业体系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综合影像”世界。 此外,“电影哲学”的兴起还对应着电影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方向。第一个是早期电影史研究,20世纪末的早期电影史研究突破了电影史建立的历史节点、事件及其意义标记,丰富了电影在诞生之初的历史语境,让电影诞生的时间发生动摇和迁移,电影的定义标准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关于边界迁移和定义重写的趋势,必然要求助于哲学。第二个是电影作为知觉机器的物质性与媒介考古学,把重点从电影的符号端转向媒介端,回到电影的物质性,分析电影机与视觉文化的形成、观看机制的建立,以及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互动等。这与艺术研究中的“档案热”和哲学领域的“物导向理论”相对应。今天,那些建立在“精神分析加意识形态”的主体认同机制上的阐释模型,及其延伸的性别、阶层、种族等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人们的期待。在视听文明渐渐兴起的21世纪,电影突破了其作为商品的规定性、突破作为文本的封闭性和单一性、突破了意义的确定性,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以政治立场为优先的知识生产形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界限分明的主体论与文本论,都很难继续适应今天走向多元本体的纷繁复杂的电影生态,这是电影哲学得以在人文学科里应运而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