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0)06-0050-12 “左翼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中共试图借助电影来进行革命动员而产生的一种电影类型①。为了进行革命动员，“左翼电影”试图暴露阶级矛盾，并指示出解决阶级矛盾的出路。对此，观众是如何解读和接受“左翼电影”的?观众能感知并认同“左翼电影”所暴露的阶级矛盾吗?他们赞同“左翼电影”为解决阶级矛盾而指示的出路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解答“左翼电影”是否发挥其革命动员功能的关键。但无论是革命史还是电影史研究，都尚未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在革命史研究方面，虽然近年来兴起了“新革命史”，主张打通新文化史与革命史的研究②，却未对“左翼电影”等左翼媒体的革命动员功能展开讨论，自然也未涉及“左翼电影”观众的接受情况。在电影史研究方面，虽然已有英国学者裴开瑞(Chris Berry)在采纳西方文学批评“接受理论”③的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左翼电影”观众的接受情况，但他考察的“左翼电影”观众其实并非现实生活中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而是电影文本预期构建的“观众”④。这类“观众”与现实中的观众存在较大的差别，正如美国学者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杰奎琳·博波(Jacqueline Bobo)等所发现的，这两种观众常常对电影作出相异甚至相反的解读⑤。因此，我们对于“左翼电影”观众的接受研究，应该追寻现实中的观众的看法，才能明了“左翼电影”的真实接受情况。有鉴于此，本文以上海《申报》副刊“本埠增刊·电影专刊”(以下简称“《申报·电影专刊》”)所载观众影评为中心，在分析这些现实中的观众有关“左翼电影”的评论的基础上，探究“左翼电影”的真实接受情况。 一、“左翼电影”评论作者的身份 “左翼电影”基本上诞生于1932～1935年，主要是由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制作的产品⑥，并陆续公映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大主要城市⑦。“左翼电影”公映后，部分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撰写影评，投稿给各大报刊杂志发表。上海《申报·电影专刊》即登载了大量“左翼电影”观众的来稿。《申报·电影专刊》创刊于1932年11月1日，终刊于1935年4月30日⑧，几乎与“左翼电影”的兴衰相始终。该刊主编钱伯涵是位新闻学专业出身、无党派背景的职业报人⑨。他在创刊初期设立“影片谈评”栏和“国片谈荟”栏，委托专人撰稿，专门发表有关国内外影片的评论。在所发影评受到读者的批评后⑩，钱伯涵从1933年1月开始对该刊影评栏目进行调整，把“影片谈评”栏和“国片谈荟”栏合并为“影片谈评”栏，仍旧委托专人撰稿；另外增设“观众意见”栏，向所有电影观众公开征稿(11)。《申报·电影专刊》的影评栏目调整后，电影观众踊跃投稿。该刊由此发表了大量“左翼电影”观众的影评。透过这些影评，我们可以分析出观众对“左翼电影”的接受情况。 大致而言，《申报·电影专刊》所载“左翼电影”评论的作者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具有党派背景的作者，如在《申报·电影专刊》“影片谈评”栏发表“左翼电影”评论的石凌鹤(署名凌鹤)、王尘无(署名靡芜/摩尔)与唐纳(署名罗平)，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是1932年7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下设的“影评人小组”成员；前两人还是1933年3月中共领导成立的“电影小组”成员，专门负责影评的撰写工作(12)。在撰稿期内，他们在《申报·电影专刊》“影片谈评”栏发表了大量的影评。如1933年10月，石凌鹤在该栏发表了19篇影评，王尘无发表了13篇影评，分别约占该栏该月影评发表总数(39篇)的48.7％和33.3％，合占82.0％(13)。1934年3月，石凌鹤在该栏发表了19篇影评，唐纳发表了14篇影评，分别约占该栏该月影评总数(44篇)的43.2％和31.8％，合占75.0％(14)。总之，从1933年2月到1935年4月，石凌鹤(1933年2月～1935年4月撰稿)、王尘无(1933年7月～1934年1月撰稿)与唐纳(1933年8月、1934年1～9月撰稿(15))(16)，几乎包办了《申报·电影专刊》“影片谈评”栏的影评。他们撰写的影评，都是意识论色彩浓厚的左翼影评。王尘无更自称是意识论影评的“始作俑者”(17)。因此，1933～1935年的《申报·电影专刊》，可谓左翼影评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18)。 与石凌鹤、王尘无、唐纳不同，在《申报·电影专刊》“观众意见”栏发表“左翼电影”评论的嵇希宗、伍成等人，则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右翼文人。嵇希宗曾在该刊评论了“左翼电影”《女性的呐喊》(1933，沈西苓编导)(19)。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嵇希宗述及自己曾经是位银行职员，现在是某报馆职员，因为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被怀有敌意者称为“行员文学家”(20)。1935年11～12月，嵇希宗在《新人周刊》连载《站在哨岗上说话》，每周发表一篇散文或杂文(21)。1936年，嵇希宗更在《新人周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烽火中的儿女》的第一部(22)。这属于他在该刊发表的《怎样才是准民族主义的文学——文学讲话》一文所极力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旨在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23)。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人或右翼文人极力提倡的一种文学类型，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共党人或左翼文人提倡的左翼文学，消解左翼文学蕴含的阶级意识(24)。这表明，嵇希宗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右翼文人。伍成也与之相似。伍成在1933年4月与6月的《申报·电影专刊》“观众意见”栏发表了两篇影评，其中一篇评论了“左翼电影”《女性的呐喊》(1933)(25)。1933～1934年之间，伍成在《汗血周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都是与农村的复兴有关(26)。《汗血周刊》《汗血月刊》与《前途》《社会新闻》《人民周刊》等刊物一样，都被当时鼓吹法西斯主义最力的“复兴社”控制。《汗血周刊/月刊》的主要撰稿人刘百川、何公霭供职于国民党江西剿匪行营(27)。伍成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表明他也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右翼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