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专访曹保平导演时，写下这样一段“按语”：“在中国导演的序列里，曹保平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他属于第六代，但又对剧情片有着天然的迷恋，他站在自我表达与商品之间的灰处，承受着一位中间派的宿命。”①不经意的一个“但”字，准确揭示出曹保平的独异和尴尬：作为王小帅、娄烨、张元、路学长这些“第六代”导演的北京电影学院1985级同学，曹保平理应同样的自我中心和理想主义，但他竟“自甘堕落”地迷恋于故事；不过，毕竟属于“第六代”，他就算再喜欢故事，也还是要跟那些商业片导演区隔开来，而把他与他们区隔开来的根本质素，还是“第六代”骨子里强烈的自我表达冲动。这样一来，站在故事与自我的“中间地带”的曹保平就不会征用太过通俗的故事套路，因为通俗套路是大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里面不可能找得到“我”；也不会像管虎的《老炮儿》《八佰》那样乞灵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因为历史语境太锐利、太坚硬，拒绝不管什么“我”的强行楔入。他的故事注定要被自我表达的冲动所不断地“增补”，这样的故事最终不是通往看故事的人，而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动机不在于取悦看故事的人，而是要说服、同化他们，让他们在看故事的短时段里，成为他的俘虏、共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作为曹保平的自我表达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共性?如果能把这些共性弄清楚，大概也就可以打开曹保平的那个“我”了。 曹保平的影像世界里，司机不像司机，学生不像学生，罪犯不像罪犯，他们被嵌在自己的身份里，眼睛却朝向空雾中失神地凝望，凝望这一动作又把他们拽出他们的身份，于是，他们既在又不在自己的身份中，他们是自己的陌生人，他们从根子上就开裂了。比如，《李米的猜想》中的李米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但她开出租的目的并不在于挣一份口粮，而是方便她逢人就问谁见过她的方文，方文才是她的“口粮”，离开方文和方文的讯息，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方文呢?他不再叫方文，而是毒贩马冰，但他成为毒贩马冰的动力是完成方文的一个家常梦想，正是这一家常梦想把毒贩马冰拉扯得心力交瘁，毒贩马冰看起来有多心如止水，他的内心就有多翻江倒海。《狗十三》里的李玩是一个初中生，作为初中生，她泡吧、轧马路，糟糕时在英语演讲中磕磕绊绊到中途退场，高光时又能玩儿似地就拿了物理竞赛第一名，她实在是初中生世界的业余者、局外人。她真正的主业则是一定要找回她的真、假“爱因斯坦”，以此对抗这个妥协、圆滑的成人社会。《烈日灼心》所说的三个罪犯哪里是什么罪犯，他们只是要做安分守己，偶尔路见不平就吼一声的协警、出租车司机和渔排工，更要做心爱的女儿尾巴的爸爸。作为爸爸的罪犯，一种古怪、撕裂的身份，该如何弥合，又怎么可能弥合?撕裂开的伤口正是曹保平所钟爱的绝境，“绝境中更容易看清人性的灰处，也能创造最大的戏剧张力，它能最大限度地将人性撕扯开来”②。而撕裂所导致的紧张也就是曹保平孜孜以求的“好看”，他说，“我一直比较喜欢那种有强烈冲突、有张力、好看的故事”，还说，“先要好看，其次才是态度和思想……”③ 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撕裂不是由外物的击打所导致，就像林冲的“逼上梁山”和骆驼祥子的“三起三落”，而是出于一种自我摧毁的冲动，就是要生生撕裂自己按部就班的日子，只能安妥于绝对的不安妥。巴塔耶认为，世俗世界因为计算和合理性而超越动物世界，神圣世界又因为“耗费”而超越世俗世界，从动物世界到神圣世界，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螺旋。曹保平的主人公就是“耗费”的，他们就像是一条条射线，躯体是他们的起点，心如同一颗颗出膛的子弹，朝向永不可及的对象义无反顾地弹射出去。心被弹射出去，自身就空了，空了的他们当然是失魂落魄的，但是，他们恰恰因此赢得了“至尊性”，他浑身浴于神圣的光辉之中。有人会追问：对象永不可及，为什么还要把一颗赤心朝向他/她射去?他们却觉得这样的追问不值一哂，因为“为什么”考量的只是世俗世界里的明智，而神圣世界根本不管可不可能、值不值得，甚至越是不可能、越是不值得就越是要把自己弹射出去。朝向永不可及的对象弹射，这就是神圣之爱，神圣之爱就是要让自己消亡在子弹所射向的茫茫无涯的那一端。所以，不要问毒贩马冰放弃和李米厮守，用生命为她换取安妥的生活是否值得，不能设想用生命换来的安妥也许并不安妥，她的安妥原本是建立在他的一根汗毛都不能被伤害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要问三个罪犯怎么会良心发现，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给女儿尾巴一个干净的未来，也不能设想离开了三个爸爸尾巴也许根本不可能获得干净的未来，而且干净的未来也并不比三条性命来得重要。问、设想，就是计算，就是亵渎，就是把神圣之物拉回到世俗世界。不要问、不能设想的神圣之爱是曹保平在电影中设置的根本驱力，是他在激烈的情节中催眠一般说出的属于他一个人的“恋人絮语”。④ 拒绝明智的神圣之爱是一种执迷不悟。执迷不悟是因为，在爱者心中，被爱者绝对地高大于爱者，爱者心甘情愿地被爱者吸引、消融。这样的被爱者是一种“崇高的对象”，崇高可能是客观的存在，更可能出自爱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在卑微的爱者的想象中，爱者与被爱者的距离令人绝望地延长，以至于永不可及，在永不可及的另一头，被爱者愈益高大起来。李玩对于真、假“爱因斯坦”的爱存在巨大的差异，差异又被她有意无意地抹平，此一现象正可以说明“崇高的对象”的想象性、建构性。真“爱因斯坦”是李玩在父母离异后的玩伴，她对它的爱是她对父母之爱的空缺的填充，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找回她的“爱因斯坦”。当一定要找回“爱因斯坦”的执迷触痛了成人社会，成人社会硬塞给她一个假“爱因斯坦”时，她本能地拒绝，但是，她的拒绝让她无法生存于成人社会，她不得不接受假“爱因斯坦”，并慢慢承认它就是真“爱因斯坦”。承认是她与成人世界言和的一种方式。有趣的是，要承认假“爱因斯坦”就是真“爱因斯坦”，她对假的就必须付出对真的一样多的爱，两份爱的平等由两只狗丧失时她同样剧烈的创痛揭示得格外分明。爱的平等正可以说明假的也可以建构成真的，当弄假成真的时候，真的坚实性、唯一性就被解构了，作为“崇高的对象”的真“爱因斯坦”原来是被建构出来的。“崇高的对象”既然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有可能出现错置，对于“崇高的对象”的爱如果还是整部电影的驱力的话，我们就有必要计算一下它的可信度，因为可信度是说服我们认可这份神圣之爱从而让观看得以进行下去的前提，虽然我们都知道，神圣之爱是不可计算的。至此，曹保平捉襟见肘的地方就暴露无疑了，因为上文所说的那些不要问是必须问的，不能设想是一定要设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