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爆发，相信已经极大地触动了每个人的生态意识，人与自然之关系再度成为焦点。“2016年开普敦国际地质大会上，科学家正式建议将1950年以后的地球由‘全新世’(Holocene)改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因为人类已成为最有主导性的地质力量，用环境史家罗宾(Libby Robin)的话说，‘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人类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统’……科学家们认为，这之前的全新世是地球在走出冰川纪以后进入的一个稳定、相对温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万物开始生长，农业文明在全球四个地方同时发源，并在一万多年里达到极致。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平稳温暖的全新世时代本可以延续三万年之久(Steffen，2010)。”①然而，人类自工业革命以后，机械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搅乱了地球的脉动，地球一半的样貌已经被改变，尽管还有另外一半——所以我们还能在影像中欣赏到它原初的壮丽，但也难逃内在的牵连。人类的肆意妄为把自己和其他生物一起带到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突如其来的灾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晚近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生态学、深层生态学、黑暗生态学的提出与完善，为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的书写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体系，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发展有力地扭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美学观。生态纪录电影也在此基础上慢慢涌现，整体上来看，它有机地继承融合了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有益经验与启示，凭借着影像艺术非凡的影响力与传播力，以及影像技术赋予的无与伦比又无可替代的观看视角，以超越性的视野，不断改变着人类对生存环境、对地球的认识，努力唤醒公众对自然生态的道德感、正义感，竭力带领人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不断丰富、延伸着人类的生态知觉与美感经验，成为人类走向生态和谐、自然栖居的重要路径。 一、定义与背景 生态纪录电影主要指关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有关人类、自然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像作品。从广义上来说，人类学的民族志影像、有关野生动植物的纪实影像都属于生态纪录片的范畴。然而，从生态学概念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生态思想、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初衷来说，那些重在强调人与自然之交往、影响、变化的作品更加合乎题中之义。回顾一下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变迁以及生态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或会更有利于我们对生态纪录片的理解。 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说，人对自然的亲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湿地、大海、乡村、郊区别墅，这些现代城市人越发渴望的美好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人类来自干自然，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永享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保障之一，这一点非常重要。”②现代人的体会与抽象的表达或许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那就不妨再考究一下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美国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结合大量科学实验以及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与文化学等知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恋地情结》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段先生是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科学院的双料院士，该书虽为人文著作，却非常扎实严谨。段先生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人类普遍都具有恋地情结，此“地”与“自然”基本同义。他认为，自然环境不仅繁育了人，同时也影响了人的时间观、世界观与宇宙观，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身体的健康程度、文化制度也会影响到人对环境的感知。早前，生活在森林环境里的人和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的宇宙观、世界观迥然相异。③就算同是生活在河边，“埃及人体验到的是秩序井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人体验到的是变化无常”。④古人习惯把自己民族当做宇宙的中心，以生活区域的河流、海洋、山脉来描绘世界的图景。⑤当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受、认识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逐渐产生变化。根据段先生的观点，无论中西，在远古时期，对哺育自己的大海、土地、山岳都是既依赖又敬畏的。⑥后来，随着交流、旅行的频繁、科学的发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影响(比如魏晋文人纵情山水与其仕途不得意有很大的关联)，人类对山岳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尽管中西并不同步，“但粗略来看，东西方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都是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再演化为近现代的观念即认为山是一种供人们休闲娱乐的资源”。⑦但一直以来的农业社会形态所造就的人对土地的依附感，致使中国人对山水的感情比西方人要更加浓厚持久。从《诗经》开始，中国人谱写自然之美的诗歌绵延至魏晋、唐宋，“到了唐代晚期，自然景观就走到了画面的前景；而到了宋代，‘山水画’就出现了，而且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在西方，人们也对不羁的大自然进行过美学鉴赏，只是在时间上要比东方人晚得多”。⑧欧洲大约在15世纪左右才出现风景画，并随之蔚然成风，再由之蔓延到文学。但与中国相比，“英国描写大自然的诗歌情趣就要差远了”。⑨这背后的原因与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密切相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导性的哲学观、世界观，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而西方的主导性价值观则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科学技术随之昌盛。人类也由此进入了工业革命，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竞相成为人类追逐的目标，线性的时间观取代了循环的时间观，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多，掌控感越来越强，“人类中心主义”日益膨胀，自然成为被征服的对象。近现代“完全从人与自然的相异性来界定人的本性，严重忽略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性与密切关系”，⑩结果，问题接踵而至，物种减少、资源枯竭、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加剧、塑料污染等等，一切为了利益的不择手段、竭泽而渔，致使全球生态脆弱不堪。 环境、生态问题也由此日益受到关注。1854年，亨利·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的出版既可以被视为人类由来已久与自然和谐亲密关系的一种延续，同时又可以看作是对正在大踏步走向城市、走向现代、走向科学主导的机械论世界的一种反叛，成为日后生态文学的鼻祖。1949年，美国生态理论与生态文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出版，他鲜明地提出重建生态整体观的“大地伦理学”。1962年莱切尔·卡孙出版《寂静的春天》，就农药、杀虫剂等对空气、土地和水资源造成的污染做了猛烈的抨击，在西方社会与文学领域引发了巨大的回响。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全球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获得通过。同年，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四位科学家撰写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报告——《增长的极限》，书中警告了人类的“过冲”行为已经超越地球承载的极限，只有努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拥有未来。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深化了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概念(奈斯定义为浅层生态学)，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的理念被作者突出强调。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从20世纪20年代就致力于破除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提出“此在与世界”的“存在论”思想，至50年代“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重要指引。1978年，生态批评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并在90年代与新世纪迎来两次浪潮。(11)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也几乎与此同时逐渐发展成熟。(12)无论中西，人类对自然都充满着本能的友好。从古至今，东西方文化也一直不缺少对自然之美的鉴赏与有机世界的向往，《圣经》《周易》都可以挖掘出生态整体思想，就连常常因其静态、饱含二元对立思想的美学观而遭到环境美学家批判的康德，也充分肯定自然之美，并将其作为审美的范式。然而，为什么在西方最终认识论、机械论占了上风，以人为本最终演化为膨胀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值得深思。探索、发现自然与敬畏自然之间应该如何维持平衡变得越来越紧迫。生态与影像的结合或许正是这种紧迫的新产物。影像的直观感受力、美的营造力以及强大的传播力，相比其他艺术对人的冲击要更加强烈与直接。而生态与影像最直接的跨界成果非生态纪录电影莫属。用影像来呈现风景、动物以及民族志在电影诞生不久就已经开始了，纪录电影方面，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可能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一部。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影像对自然的捕捉能力也越来越强。英国BBC自然历史部从50年代开始拍摄了大量的动物、环境纪录片，法国人也从那时起拍摄了不少水下纪录片。但当时这些纪录片多数都属于满足人类好奇心并带有科普性质的作品，较少有意识地从生态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展开。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纪录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对生态问题的深入探索上都有了巨大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