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0.06.001 重大的科技革命往往也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渗透、改造和重构，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早在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就指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数据、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劳动对象，计算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手段(劳动资料)，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和作用日益扩大，数字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推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海量数据、高速运行、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彰显着力量和气势。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34.8%，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虽然，“数字经济”一词在1994年就已出现[1]，且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与日俱增，但由于研究视角、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不同的研究者对数字经济有不同的理解，目前还未对其定义、内涵、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达成共识[1-5]。其中，较为权威的数字经济定义是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从本质上看，该定义反映了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进而产生新的经济形态，实现人类经济发展不断高级化的过程，即数字经济是当代的先进生产力。因此，有必要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研究数字经济的形成、特征及其影响，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生产力理论是认识经济现象的有力武器，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生事物。生产力的概念最早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研究如何发展一国经济以创造更多财富而提出的。重农学派学者魁奈从量的角度认为农业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生产力是“土地生产力”；亚当·斯密基于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提出“劳动生产力”，而萨伊则提出“资本生产力”；李斯特更关注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强弱，认为“财富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并将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力”[6]。马克思基于对古典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7]；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继而形成的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8]。马克思不仅提出“物质生产力”，还提出“精神生产力”：对于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邓小平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断，“文化生产力”成为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10]。 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等相应发生变化。从小农经济、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再到数字经济的万物互联，生产力的发展随时代的变迁不断积累创新，呈现出知识化、智能化的演进规律。从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看，体力型劳动者逐渐转化为知识型劳动者，具有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等特点的知识密集型劳动资料代替传统的土地和机器设备，数据、知识和信息等新型劳动对象代替传统的资源与合成品[11]。传统经济主要以实体型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易，信息流是以实体方式呈现的，而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虚拟化方式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特殊经济形态，信息以数据方式呈现，其发展与信息通信技术紧密相关，并加速渗透和改变传统产业的运行方式[12-15]。在此过程中，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愈发重要。因此，数字生产力的形成源于数字技术革命，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生产力基本原理，从技术进步引发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和秩序演进入手，分析数字经济独特的运行机制及其特殊性对传统经济理论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并为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生产要素秩序演进与数字生产力的形成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满足无限发展着的人的需要，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成为发展生产力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从狩猎农耕、工业生产到数字驱动，劳动者不断采用更为高效的生产技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进化过程，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梯度发展规律。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6]。从最初农业时代的人力、畜力和土地，到工业时代的资本、机器和技术，再到智能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知识、人才及大数据，生产力总是在先进取代落后的矛盾运动中发展。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匀速前进的，而是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等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出迅捷性、边际收益递增性、网络外部性和自我膨胀性等特征，数字平台借助新一代智能信息技术、海量的数据资源和爆炸式增长的用户规模能够更加快速地提升社会生产力。 无论何种形式的经济，都需要一定的生产要素来支撑。生产要素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生产要素系统的构成也不尽相同。随着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生产要素种类从简单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拓展到数据、平台、虚拟空间等多种要素，各要素形成多种组合并不断变化，在协调发展中保持力量的相对平衡。在生产过程中各要素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各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和结合方式均会影响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速度。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总是按一定的比例采用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即形成一定的生产要素结构。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结构下会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形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比如两个城市，即使拥有同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如果这些要素的投入比例和结合方式不同，那么其投入产出效果和整体生产力水平也会产生差异。因此，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的多少和质量，更在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并突出表现在生产要素秩序上。所谓生产要素秩序，是指各生产要素在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各自的作用和重要性关系，起关键作用的要素种类发生变化则会带来生产要素秩序的演进。生产要素秩序的演进，不仅可能是由于技术革命改变了原有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也可能是由于新要素的开发利用而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