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之“变”，既包括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调整，它正在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而作为这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成为大变局的最大变量，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也反映了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 从国内看，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条件深刻变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20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产体制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面对如此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需要思考“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本文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调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个维度阐释百年大变局的“变”及对我国的影响，分析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特征，讨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演进脉络，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对我国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变了什么，怎么变，变到那里去？大变局之“变”，主要有3条基本脉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我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谢伏瞻，2019)。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力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经济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正在成为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更多体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替代加快，由此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的扩张放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创造了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都处于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明显落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为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人力资本、创新资源和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 我国面临美国科技封锁的挑战。美国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和打压，限制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压缩我国高技术产品应用的市场空间，并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试图利用其对中美双方影响的不对称效应，增加我国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遏制我国的科技进步，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但这也将倒逼我们下决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二)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加值占比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是这一指标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更加强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2013-2017年间，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增长2.7%，反映商品生产价值链的区域集中度提高。以东亚地区为例，2020年以来，东盟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提升到15%左右。全球产业链布局从成本主导转向成本、市场、技术多因素共同作用，要素成本因素在产业链布局中的权重下降，市场和技术可获得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产业链的全球垂直一体化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电子商务、竞争中立、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美欧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快推进，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