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电影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其创作与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铭刻着“学派”印记。“学派”的英语为“school”，德语为“Schule”，法语为“école”，均源自希腊文“skhole”一词，意为“讲学场所”，即现代所称的“学校”“学院”等。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柏拉图学派”便形成于“柏拉图学园”，又称“学园派”。在我国，《辞海》将“学派”定义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①，《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学派”解释为“同一学科中，由于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②。可见，“学派”对拥有特定学术传统、获得较高学术成就群体的尊称。就世界电影领域而言，有的学派内生于电影创作领域，在拍片实践中进行理性阐发；有的学派来自学术领域，以其特有的学术视角与理论体系开掘电影的文化意义。总体而言，与电影密切相关的各种学派作为原创性思想与创新性方法的集体生产者，不但以开创性实践持续推进电影艺术的深入发展，也使电影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是人文社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遵循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掀起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热潮，努力通过学派间的共时性对话和学派内的历时性承继，形成电影领域的多样化“话语体系”和专业化“学术体系”，从而为电影“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为此，我们需要在深入了解各国电影学派的共性特征和发展脉络基础上，结合我国电影发展实际，本着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探索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在技术变革中创新电影艺术观念 在世界电影发展早期，电影语言创新与艺术风格探索往往融注于对电影技术与形式的创新性开掘之中。因此，当时获得“电影学派”之名的群体往往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理性归纳，凭借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或美学建树使电影逐渐获得独立的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最终以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学形态赢得应有的地位。 (一)丰富电影艺术语言形态 世界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学派是活跃于1896-1912年间的英国“布莱顿学派”，主要由海滨城市布莱顿中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摄影师所构成。他们主张走出摄影棚，把镜头对准社会、瞄准生活，并尝试对影片进行剪辑和着色，通过特技摄影丰富电影的叙事语言。其中，乔治·史密斯在《科西嘉兄弟》(1898)中最早应用“迭印”方法将人物一分为二，并在《祖母的放大镜》(1900)中交错使用远景与特写镜头；詹姆士·威廉逊在《中国教会被袭记》(1900)中采用交叉剪辑手法拍摄的追逐与救援场面令摄影机摆脱了“乐队指挥”的固定位置，体现出多视点的时空观，并使英国成为“追逐片”的创始国家。埃斯美·柯林斯摄制的《海上暴行》《矿工一天的生活》《煤矿爆炸惨剧》等影片对于生活片段的表现也使英国电影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总结了布莱顿学派的主要贡献，指出“对现实生活的浓厚兴趣，对先进技术的追求以及描写社会问题的倾向，是1902年英国电影的特征”③，这也成为一种持久性的民族传统存在于英国的电影之中。1926年，英国评论家、导演约翰·格里尔逊在关于美国导演弗拉哈迪的《摩拉湾》(1926)的评论中首次使用了“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其执导的纪录片《飘网渔船》(1929)不但震撼了英国影界，也吸引阿瑟·艾尔顿、保罗·罗沙和巴锡尔·瑞特等一批青年导演共同组成了“英国纪录片学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学派延续了布莱顿学派的现实主义倾向，强调纪录片既要“拍摄自然生活”，又要“通过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自然生活的阐释”④，督促电影为社会教育服务。在萨杜尔看来，英国纪录片学派的功绩主要是“在英国电影中证明人们从日常生活可以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这个世界美丽动人或带有异国情调，比好莱坞的世界更具吸引力”⑤。 在美国，“维太格拉夫学派”也推动电影艺术走上发展之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太格拉夫电影公司的创办者兼导演斯图亚特·勃拉克顿，他于1908年后摄制了一系列描写现实生活的影片。这些影片摒弃戏剧式线索和变化，采用平实自然的“严肃演技”，力求展现现实生活景象，并系统使用中近景，被当时的法国人称为“美国景”。他们还发明了“逐格拍摄法”，在法国被称为“美国活动法”，为动画电影的各种样式开辟了道路。萨杜尔指出：“维太格拉夫公司为格里菲斯的成功准备了条件，并为合理地应用英国人所发明的蒙太奇开辟了道路。”⑥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以维克多·斯约史特洛姆和莫里茨·斯蒂勒等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也大胆创新电影语言。在《塞尔日·维根》《阿尔纳先生的宝藏》《鬼车魅影》等影片中，他们将自然景色作为重要的电影元素融入剧情，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进行诗意的描绘，并广泛运用迭印、倒叙等技巧，拓展电影艺术表现力。瑞典学派的成功为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电影的风格化叙事 电影风格的发展、演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时代境遇以及社会思潮和审美取向的变化，从而构成了电影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电影学派”以独特的风格化叙事丰富了电影的艺术体系。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该学派呈现出两个发展脉络，分别为表现主义电影和“室内剧”电影。 在萨杜尔看来，表现主义电影最具独创性和民族性，《卡里加里博士》(1920)“已成为了解德国精神的关键作品之一”⑦。表现主义电影多采用室内布景，以变形的距离、强烈的明暗对比、失真的物体形象以及演员夸张的化妆、僵硬的姿态和奇形怪状的服装呈现怪诞、恐怖的主观世界，成为欧洲先锋派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继《卡里加里博士》之后，弗立茨·朗的《三生记》、保罗·威格纳的《泥人哥连》、弗莱德立希·茂瑙的《吸血鬼诺斯费拉杜》、保罗·莱尼的《蜡人馆》等一系列表现主义电影也都作为一种变相的比喻，通过扭曲和噩梦般的形象展现战争和经济崩溃带给德国的集体焦虑，成为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命运的写照⑧。 弗莱德立希·茂瑙的《最卑贱的人》，罗布·辟克的《铁道》《圣苏尔维斯特之夜》，卡尔·格吕内的《街道》等“室内剧”电影构成了德国电影学派的另一分支。这些影片的创作者抛开鬼怪和专制者主题，以社会上的小人物作为表现对象，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环境，使一部分德国电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在“室内剧”电影中，他们采用时间、地点、动作“三一律”法则，将动作和情节压缩在狭小的室内空间，多采用连续移动的摄影，既打破单调感，也使摄影机成为片中的一个角色，构成一种心理表现手段，成为电影技术上的一个革新，令影片在有限空间内爆发出更为强烈的力量。跟表现主义电影一样，“室内剧”电影也描写命运的冷酷，并带有残忍的疯狂性质。总体而言，德国电影学派的作品反映了“一战”后德国动荡不安的社会境况，其影响陆续在好莱坞导演奥逊·威尔斯、约瑟夫·冯·斯登堡和法国导演马赛尔·卡尔内等的影片中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