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0)06-004-(9) “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许多亟待关注的问题和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共同体是这些诸多问题与机遇中的核心。”[1]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如何调和身份、利益、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合作与社会凝聚，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的重大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迅速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诺曼·菲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3]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作为可以实现“价值”的符号，必将回应社会运行，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的价值引领。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已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国外，往往以社区共同体(community)研究替代社会治理共同体(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德里克·珀杜(Derrick Purdue)、威廉·马洛尼(William Maloney)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论证了社区治理对于促进邻里构建伙伴关系的有效性[4]。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区是对市场和国家失灵的补充，社区治理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5]。辛齐亚纳·多罗班图(Sinziana Dorobantu)等人通过分析认为参与性社区治理能够对公共决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6]。国外这种“社区”视角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缺乏“整体”与“更大的背景”，没有自觉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去深度思考未来社会治理问题。在国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迅速站上社会治理领域理论前沿。学界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动“强政府—弱社会”过渡为“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建设需要[7]，是党从发现社会、关注社会、管理社会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递进，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探索社会治理的系统化方案。有学者从“社会性”嵌入“治理性”的视角切入，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关系网络构建机理及实现路径[9]，提出需要实现从“政府的”社会治理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的社会治理。这些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已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既有研究仍然缺乏元理论、元问题、元设计的思考。如何以“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更新传统研究惯例的潜在预设，深入把握当下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在理论视域内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进行深度审视，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发展提供重要生长点，具有学术与实践层面的双重紧迫性。 一、理论谱系：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对于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话语创新，必须在对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知识进行“传统—现代—后现代”谱系学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实现继承与转换，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实行发展与创新，对西方社会共同体思想实施反思与批判，进而完成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解释，才能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 1.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地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0]同样，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想正是来自中华民族传统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具有丰富多样的类别和形态，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始终贯穿其中，内容丰富，观点多样。传统的共同体思想具有高度抽象性、最大包容性以及超长历史性，难以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细致的考察，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主要、主流、主旨的思路，对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进行回顾与反思，进而在国家治理场域中进行继承与重构。 儒家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主体框架，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在儒家思想内部，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儒家经典中，持续存在对共同体建设的思考。在先秦时期，《论语》提到“和而不同”，倡导求同存异，提供了纲领式的共同体建设原则。《大学》讲求的“修齐治平”之道、《中庸》中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设计了从个体道德实践入手，推及社群、国家以至于天下的共同体建构路径。西汉《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描述，都充满着对共同体的向往。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中，其中对“混而不同”和谐之治社会的期盼，对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墨家追求“爱无等差”，主张“兼爱互利”，认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乃是“天下之治道也”，也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中凝炼成的宝贵财富，既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也是今天国家治理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通过对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的整体性诠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总体强调“责任先于自由”，普遍认为“义务先于权利”，一致体现“群体高于个人”，全面认可“和谐高于冲突”。[11]传统共同体思想中民为邦本、德法共治、和而不同等内容，对于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12]当然，传统共同体思想在当下境遇中也暴露出诸多弊端，例如，以伦理纲常束缚个性自由，以礼治方略阻碍法治建构，等等。因此，我们必须从正反两个维度，对传统共同体思想进行合理化“扬弃”，为实现传统共同体思想“辩证的连续”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