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0)11—0183—07 电影“为人生”，是1920年代中国影坛的一个重要思潮。 中国早期电影“为人生”思潮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中国电影界的乱象，二是一批归国留学生和新文学家参与电影摄制。当时中国影坛的情形，是“一般厕身影界者，徒知乘潮流之所趋，作投机之事业；邀得一二市侩，贸然创设公司；集合三五演员，即行摄制影片，其于剧本编制之善否，影片宗旨之正否，初不顾及，唯知粗制滥造，以遂其利欲而已”[1]。而好莱坞某些辱华题材影片传入中国，又加剧了中国电影界的乱象。所以梅雪俦、李泽源等留美学生在纽约创办长城画片公司，自摄影片与好莱坞辱华电影抗争。后来回到中国，他们又与留法归国创办神州影片公司的汪煦昌、徐琥等一道，以西方现代电影及文艺精神抵制国内影坛“邪道行而正道衰”的现象。与此同时，洪深、欧阳予倩等新文学家、戏剧家参与电影摄制，也给中国电影界注入了现代文艺精神。是这些电影家张扬“为人生”大旗，共同“携手奋斗，以肃清此瘴气迷漫之电影界”[1]，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乱象和颓势。加上其他有识之士推波助澜，电影“为人生”，成为中国早期影坛的有力思潮。 中国早期电影思潮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应有关注和研究，而这一时期的电影思潮与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的初步建构有着重要关联。梅雪俦、李泽源、汪煦昌、徐琥、洪深、欧阳予倩等电影家为什么强调电影“为人生”？他们追求“为人生”注重电影表现什么？他们主张电影如何“为人生”？透过中国早期电影“为人生”思潮，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家及影评人、观众，对于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和对于电影的审美本质、艺术表现、美学价值等问题的探讨，体现出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与理解。 一、“长城派”：摄制问题剧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 1924年，从美国归来的梅雪俦、李泽源、程沛霖等电影家，将他们在纽约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搬迁到上海，意欲通过电影“移风易俗，针砭社会”。他们这种制片观念，与新文学家侯曜、濮舜卿等不谋而合，史称“长城派”。 “长城派”强调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影戏能宣扬文化、改善社会，比任何事业都来得重要。……(影戏)教育民众、感化民众的力量比任何事业来得大”[2]。因此，他们强调电影所表现的思想必须“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要能“给当时的社会最大的实用”[3]，强调电影取材“切不可取不美的，不高尚的，不合人道的，陈俗的，单调的，违背时代精神的东西”[4](P.18)。简言之，就是强调电影必须“为人生”。 具体来说，“长城派”认为“戏剧(影戏)就是人生的缩影”。如同中国早期电影家，“长城派”也把影戏看作是戏剧之一种，认为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首先，影戏是表现人生的。所谓“戏剧是人类动作和精神的表象，戏剧是解释人类精神的”。戏剧表现作者的人格，和作者所生活之时代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其次，影戏是批评人生的。人生现象复杂，人类行为矛盾。戏剧则“把种种事实的起因和结果，惟妙惟肖的表演出来。对于合理的行为则颂扬提倡，对于不合理的行为则讽刺痛骂；使人看了得到一种极强烈的刺激，而引起一种内心觉悟的反应”。再次，影戏是调和人生的。“民众所蕴蓄于心而不敢说、不能说、不忍说的忧愁痛苦，戏剧能够尽量的替他们宣泄出来；能够把他们心中的牢骚抑郁、新仇旧恨，洗涤得干干净净。”第四，影戏是美化人生的。“戏剧是一种最好的娱乐，能于不知不觉中，养成高尚的理想、宽大的度量、乐观的态度，诚实、博爱、互助、勇敢等等美德。戏剧是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能领人们到真、善、美的境界。”[5]进一步，他们认为影戏不仅具有戏剧对于人生的表现、批评、调和、美化的四种功用，而且因为相较于其他戏剧，影戏比较逼真、比较经济、比较具有普遍性与永久性，所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大。 在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应该如何才能发挥这种社会功能呢？“长城派”认为应该着重摄制“问题剧”，因为“中国有无数大问题是待解决的，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6]。由此，他们强调电影必须直面人生，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种种社会问题。侯曜说：“我愿变一架摄影机，放在悲惨的世界里。照尽一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人事，编成一出人生的悲剧”[7]。并且他们指出：“现在大团圆结局式的影片，已经逐渐减少了，观众也看到厌了”[8]，强调电影摄制要摈弃“瞒和骗”的大团圆结局，真实地揭示出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长城派”主张，电影要描写“这像监狱、疯狂院、坟墓一般的社会里”的现实人生，还要像易卜生那样“大声疾呼，痛下针砭”[9]。长城公司拍摄的影片大都是这样“大声疾呼，痛下针砭”的“问题剧”。如《弃妇》等片描写妇女职业问题，《摘星之女》《乡姑娘》《爱神的玩偶》等片反映婚姻恋爱问题，《春闺梦里人》等片揭露军阀混战问题，《一串珍珠》《伪君子》等片表现道德问题等等，都是尖锐地针砭社会现实黑暗。舆论认为长城公司“想用影戏来提高社会，所以不大肯去迁就社会”，显示出一种直面人生的创作精神；期望“长城派的影片，总要始终站在社会的前面，不但是继续拉着社会前进，还要时时回头瞧瞧，瞧瞧和社会的距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