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0)08-0138-08 一、问题缘起：“后真相时代”战败者如何书写历史 人类的历史从言语走向书写，从纸媒传播走向流媒体数字，其记忆存储功能日趋精细化，编码愈加复杂化，分享也日渐多元化。如何在历史上刻录留痕，保留并传承记忆给予后人，成为艺术创作领域的永恒主题。从战争历史经验得知：成王败寇，通常是战胜的一方担负起撰写历史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战败方而言，其历史书写多采用“内部建设”，呈现出彻底性或遮掩性的历史反思。时至今日，战败者该如何书写历史？以影像媒介为主导的“新历史表达”，已成为当代战争记忆褫夺的重要领域。 在围绕“西方中心论”的世界“二战”媒介表达中，战败国之一德国在战后经历分裂、统一，面对主要西方战胜国(美国、苏联、英、法等国)的追责进行检讨，通过建立完善反战反纳粹体制的政治、军事和司法体系，承担并追究“二战”罪责，进行彻底的“去纳粹化”改造：以“忏悔政治”努力达成国家与民族间的谅解并进行战争赔偿，逐步完成“摆脱战败者形象”的历史系统工程，其“和解主义”的战败反省是充分而彻底的。反观东方，因为战胜国对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清算、追责并不严谨，也不彻底，战争发动者没有接受最终裁决，无法追责，与侵略战争密切相关的右翼政治机构、经济财团未能得到重大改组，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在战后仍然作为精英进入日本政界和经济领域，为日后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政经、组织与文化基础，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战败国日本的战后转型与身份重建。 从曾经狂热至顶的亚洲主义冷却下来，在社会日益保守化趋向中，日本人对从“二战”中所“继承”战败的“耻辱记忆”却未消解。日本战败后的国民史正是从背负及消化“战争负遗产”开始的。按照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的说法，这是一份沉重的“战后精神遗产”①，不仅给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画上了休止符，同时也给日本自己留下几百万的死亡人数及数以千万无家可归的战争难民及失业人员。“胜利者关注的是日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首先是被自己死去的同胞的悲痛和内疚所压倒。胜利者可以通过报告战果辉煌，来告慰死者的灵魂并安慰自身。正如胜方的每一位战士都成为了英雄，因而在胜利的战争中最后的牺牲并非徒劳。胜利有助于抚平悲伤。战败则使亲人、友人、广大的同胞战死的意义，变为血肉淋漓的伤口。”②日本历史学家小熊英二指出，迄今为止日本仍然在被“战争留下的东西”③束缚着，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都仍然处于战争余波下所建立起来的框架范畴内。日本社会学家桥本明子则直接用“漫长的战败”④一词来形容日本的“二战”文化创伤，持续塑造了日本国民的战后意识与身份认知。 按照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在《战败文化：论民族创伤、哀悼与复兴》⑤中对“战败文化”的阐释，作为战败后的国族历史心理和文化后遗症会通过血液、家学、传说、文化产品、影像互联网等媒介方式传承下来，在集体无意识中酝酿着因“历史耻感”引致的“现实懊恼”，以及需要警觉的摆脱屈辱的“未来复仇”。诚然，战后的日本举国上下从文部省到日常民众，惯习使用“曲释”手段进行历史的“自我辩解”(Self-justification)，对“二战”战败及罪行呈现失语、边缘与模糊化的倾向，这在由媒介型构的“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Age)⑥尤为凸显。“后真相”一词最初发轫于政治学范畴，指代脱离于预计发展轨迹、受到大众主观认知和个人情感影响的事件。“类似于“二战”期间的宣传(Propaganda)—不择手段地诉诸情感认同。”⑦现今“后真相”影响逐渐泛化，已然脱离原生政治话阈，波及社会生活的各种议程领域，利用影像、网络及舆论表达等社群化传播特征，发表“误导性言论”，放大“坏的主观性”，主旨在“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⑧篡改受众的历史记忆，以此来控制民意。新世纪以来，随着“二战”记忆史鉴主体的逐一离世与记忆本身的模糊多义，战争的当代表象物(present)电影，成为媒介讨论的热点。对日本而言，战败的历史现实是当代影像投射的对象，其记忆主体——“战败者”呈现模糊、盲从、不稳定的记忆多样态，“如何面对战败？”“如何纪念亡人？”“如何叙述战败？”成为研究当代日本“二战”电影记忆主体的“精神三问”。 二、“现实性”政治诉求——战败者如何面对战败 在长期的历史嬗变和不同道德框架下，日本国内对战败的认知呈现三种互相抵牾的记忆模态，即否认近代侵略史和“自虐史观”、伪饰战争的“话语装置”、对战争“无主体”的有限反思。银幕上这些多元化的战败历史呈像，也成功引发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受害”“残酷”“铭记历史”的讨论。同时在电影宣发与传播领域，以竞争性历史记忆建构，形成差异性传播策略，契合影像时代的浅认知需求，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塑成了通过记忆障眼法达到的“现实性”政治诉求，借此来遮掩历史上的“战败之耻”。 (一)否认近代侵略史和“自虐史观” 战败被认为是一种“国家创伤”(Nation Trauma)，“战败方往往要调动崭新和修正后的叙事来解释惨痛的国家失败。”⑨在当代日本，部分右倾和保守主义立场的顽固分子、阵亡日军遗属组建的遗族会仍在系统维护日本在“二战”中国家行为的历史“正当性”与“合法性”，坚守天皇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充分利用其掌握的诉诸国民教育、新闻媒体、影视动漫、网络舆论等方面的媒介权力，勠力塑造宣传战争中的日本天皇、各种“军神”(如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特攻英雄”的英灵伟绩，千方百计打造为天皇和军部脱罪的虚假史料，否认近代以来日本殖民侵略的“不光彩的历史”，同时也对日本国内的“自虐史观”⑩进行批判，惟建构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形象。在文学历史领域，被称之为“日本帝国的辩护士”林房雄曾提出，进军中国是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日本自求生存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一连串“无法停手的战争”，是“日本的悲壮的命运”。他将欧美帝国主义者比作“放火者”，而日本一手策划参与的“东亚百年战争”只是“与放火者斗争的勇者的行为而已”(11)。同样在被中岛诚称之为“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最正确的理解者”(12)竹内好的观点中，“为将侵略者从东亚驱赶出去，我们不必做丝毫的道义上的反省”(13)，因此侵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朝鲜、菲律宾等，成为其将东亚解放到建立新秩序世界去的道义宏阔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