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电影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往往是无解的，比如电影本体论问题。电影本体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回答，以至于直到今天，理论家前仆后继、皓首穷经，但依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就本体论而言，安德烈·巴赞是电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这正如尼克·布朗总结的：“把巴赞的著作作为思考当代电影理论的出发点，不仅是恰当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他既代表了传统理论的顶峰，同时对于他的著作的思考(甚至包括对它的否定在内)又是新理论构成的起点。”[1] 当代电影理论所继承和批判的正是巴赞理论，电影史的流变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电影理论并不仅从电影学科本身获得养料，而是得益于多种学科的融合。当世界电影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美国以后，再来细读电影史，我们就会发现一条隐秘的线索，一条由美国艺术史学者所组成的电影研究线索，他们对电影的惊鸿一瞥，“不开风气但为师”。[2]那么，这批美国艺术史学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现，对电影理论创新有什么样的贡献？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思辨？又会对电影本体论问题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以图像学为基础的电影研究：潘诺夫斯基 潘诺夫斯基在1934年写的《电影中的风格与媒介》是一篇对早期电影非常有影响力、颇具穿透之眼的论文。作为享誉世界的图像学大师、艺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对电影的判断与认知显示出了敏锐的目光和惊人的思考能力。他对电影的颇多认知几乎都是全新的，包括对电影起源与命名，从“小说—绘画—电影”的进程，电影特性的“共同表现原则(principle of coexpressibility)”，空间动态化(dynamization of space)与时间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的特点，电影对人的知觉情感影响与视觉观看方式的改变，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电影的图像学分析(movie iconography)，电影剧本与演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电影实体的认知等，直到今天还散发着相当的理论魅力，指引着后学去接近历史的真相，认知电影的本质。 在潘诺夫斯基看来，如何认知电影就是如何认识电影媒介的材料。电影的媒介材料正是在对客观对象的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处理好这些材料使其形成风格，这一难度并不低于其他艺术门类。这在他对电影媒介认识的表述中可见一斑：“电影不是中性的媒介，而是把实在之物和血肉之人组织成一件有自己风格的作品，并使其引人入胜或充满象征意义。这些特征并不完全出自艺术家自己的理解，而是通过对实物和录音设备的实际运作而展现出来的。电影的媒介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实体，例如：18世纪的凡尔赛宫——且不论它是实实在在的凡尔赛宫还是好莱坞为追求美学效果而仿造的布景或者威切斯特郊区的一幢房屋、巴黎拉普街或戈壁沙漠、位于法兰克福的保罗·埃尔里奇(Paul Ehrlich)寓所或雨中的纽约街道、汽车引擎和动物，以及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Robinson)和吉姆·贾格尼(Jimmy Cagney)的现实存在。所有这些实物和人物都将参与一部作品的构建。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编排(这里所说的编排当然包括化妆、灯光、摄影等工作)；但是不管如何编排都不可能离开这些实物和人物。”① 在潘诺夫斯基的论述中，尤为精彩的是对早期电影尤其是从默片时期到1930年前后电影的分析。作为以研究丢勒版画闻名的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对电影的分析套用了传统图像学分析方法，以默片时期的电影与丢勒的线雕版画相对比，确认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媒介正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合法地位，尤其是分析了电影媒介的独特性、可能性与局限性。线雕版画作为书本插图廉价的手工替代品，最终成为了丢勒的图式风格。默片在电影史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风格符合电影媒介材料的特性，最终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后，成为了一种“定型态度与定型属性”(fixed attitude and attribute)。这一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进步，而是意味着从默片时代新生艺术媒介与古典艺术媒介的博弈。在这个博弈中，演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声音、对白、表演面临着新的评价标准。对于新时期的电影来说，演员与人物是同质的，演员不是扮演人物，而是成为了人物，成为那个“实体”。对于新媒介样态的电影来说，电影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技术的装配集合，它由此确定了电影的意义，“只有电影才真正诠释了宇宙的物质概念，不管你乐意接受这些概念与否，它已经渗透到了现代文明之中”[3]可以说，站在一个图像学家的立场，潘诺夫斯基敏锐地把握住电影的时代特色、科技手段，甚至看到了图像学阐释在某些方面的无能为力。1934年的潘诺夫斯基，已经为日后以物为本体的电影研究打开了深层掘进的窗口。而几乎在同时期的阿恩海姆也发表了《电影作为艺术》(1932)、《论无线电》(1936)。与潘诺夫斯基不同的是，阿恩海姆从心理学角度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构成与元素，尤其从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了电影的认知作用。可以说，这批接受了德国艺术史训练，后来定居美国的学者，把一种对电影进行科学认知的方法带到了美国，启发了后继美国学者对于电影认知的深入研究。 以分析哲学为方法的电影本体思辨：丹托 1979年，美国著名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发表了长篇文章《论运动图画》，此文最早发表于《电影研究季刊》，后来被《电影哲学》收录，是当代英美哲学的基础性文献。遗憾的是，丹托的这篇文章极少有人注意到。2017年，西南大学黎萌教授翻译此文在《电影艺术》上发表，围绕丹托的电影观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面前。 作为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艺术界”等理论被广泛传播。而在他的《运动图画》中，丹托的电影观实际上是“艺术界”理论的再现。丹托集中聚焦讨论的是“电影的存在论问题(电影还可以是什么)、构成电影作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以及电影如何区别其他艺术形式(例如绘画、摄影和戏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