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挥斥方遒的少年到温文尔雅的学者，罗艺军的一生或许“天注定”与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有不解的情缘。从初入电影界的戏剧化经历，到风雨漂泊中的艰难坚守，再到中国电影改革的亲历者，罗艺军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新时期电影和新世纪电影的跨越性发展，与中国电影共同成长，与中国电影风雨同舟，与中国电影生死相伴。正是满怀对中国电影的深情执着，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为构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奔走呼号；正是对中国电影的满腔热血，集电影界领导、杂志编辑与电影学者于一身的罗艺军，身处风口浪尖仍理性反思并且艰难寻找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正是饱含对中国电影的挚爱，他为影坛留下珍贵史料和累累硕果，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更多的人认识到。罗艺军先生作为我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旗帜性人物，既为中国电影发展成效欢与呼，也为中国电影发展问题殚精竭虑，默默甘为中国电影的孺子牛。可以说，大半个世纪以来，这位与中国电影“同甘共苦”的老者，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数次电影运动、电影思潮的见证者、亲历者乃至焦点，他的宏阔视野、博学多识，也使其总能为中国电影提出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奉献了不可替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时至今日，他的思考、他的观点、他的论断仍然启迪着我们不断深入思考；而当前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热潮，或许也正是罗艺军先生最初的祈愿和最终的期盼。 如今，罗艺军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对他的追忆和怀想，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充满敬意的追寻和充满力量的鼓舞。在浮躁的当下，或许那种对纯粹电影理想的坚守、对电影不忘初心的挚爱、对电影理论批评的良苦用心，已不再多见。但笔者仍然相信会有后来者承继这份深情，了解这份苦心，继续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摇旗呐喊。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对罗艺军先生的追忆，亦是对中国电影史的一种驻足回眸，更是对一个时代风云变幻的感喟，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检视和敦促。 “破”与“立”：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奠基者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契机带来理论思潮的活跃，理想与激情同在。应时代之约，顺时代而为，政策利好带来新的期待，文艺领域以“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姿态描摹繁荣新景观。承载着诸多心酸和期待，彼时的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亦迸发出强劲的活力和动力，在不负众望中，以相互呼应、相互融通的创新范式促就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期，许多经典银幕作品的诞生为此起彼伏的热潮开腔起调，一改匍匐行进的尴尬和踌躇，开始践行以创新为旗帜、以自觉为底色的文艺理念，形塑了中国电影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鲜明记忆和文化品格。随着“影戏观”“电影本体论”“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谢晋模式”“西部电影”等争鸣掀起纷繁思潮，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思索也愈加深入，作为核心命题或者说“关键词”嵌入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思考与探讨。 其中，罗艺军先生作为致力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的佼佼者，将中国传统美学、审美认知、历史哲学、电影诗学等问题融会贯通、有机结合，“把民族化的问题提到中国跟西方两种不同美学传统的角度来谈”①，强调审美时代性和审美民族性的兼容并蓄，厘清了关于“本土化”与“西方化”的相关问题。十余年时间里，罗艺军先生先后发表了《电影民族风格初探》《电影民族化论辩》《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等一批带有前瞻性、系统性、学理性和建构性的文章，后汇编为《风雨银幕》《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等论文集，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思潮论争。尽管这种论争以不同方式延续在文艺领域的改革征程中，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之于中国电影而言，始终是根基性、核心性的命题。回望历史，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作为颇具讨论性、持续性、延续性和影响性的理论话题，不断诞生新的观点和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和反思中引发新的讨论热潮。如若细致去梳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足迹，或能够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野和角度。 不可否认的是，与西方文化体系不同，中国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中华美学精神的异质文化。我国电影的诞生，既得益于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主核的艺术形式的引进和影响，也是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精神的滋养与选择，受到民族审美、文化理想的不断渗透和熏陶后，在不断革新的电影理念和审美认知中，呈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精神、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在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和理论走向上，呈现出诸多民族特色。纵观近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是中西方文化激情碰撞与理性疏离的历史，也是东西方美学风格不断融合、不断包容、不断扩容的演进史。因此，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向现代化演进，在时代洪流中保有锐意创新的精神。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创新和演进并非是消融个性和特色，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和发展我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美学特色和创作个性。 源于此，罗艺军先生对中国电影表现手法、叙事方式、美学风格等方面的民族化问题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判断和认知。在他看来，“审美上的民族特点普遍存在于艺术审美活动中，国际性的电影语言应该而且可以民族化的”②。他对《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乡音》《人生》《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带有鲜明民族风格的电影颇为推崇。罗艺军先生多次表示：“我研究电影的民族风格，是为了中国电影更深地扎根在中国土地上。”③其中不仅包蕴他执着的民族情怀、民族情结，还显现着他审视中国电影的宏阔视野，以及对于推动电影理论与实践相互对话的无限期许，继而抵达电影自信、文化自信的祈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