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11/j.cnki.1007-7030.2020.05.007 从国内学术史看，有关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动力机制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纵观30多年的研究历程，有关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但是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丰富实践相比，研究成果的系统性、针对性及现实观照性还存在着差距。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亟需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所处内外环境的变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研究，这是保证行政体制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试图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研究的历程及重点作一简要述论，以期进一步推动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研究的简要回溯 学界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实践动因是推动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及在改革发展的特定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困难，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研究成了众多学者观察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综观过往的研究历程，可以将之大致地划分成依次递进的三个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是研究的起步阶段。此前，这一课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以王沪宁、任晓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打破这种局面，他们积极介绍西方行政学的前沿成果，尝试引入其中的合理成分，致力于分析和回答中国现存的行政问题。之后，张国庆、汪玉凯、李景鹏等众多学者后续加入，力求进一步深化并拓展研究。这一时期，学术界已然对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核心内容，诸如内涵、本质、动力源以及转换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大体确立了今后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因而，此阶段虽处于全部研究历程的初期，却是飞速发展的开拓期，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子系统，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而且其根基业已建立。 21世纪初往后的十年里，本论题的研究步入黄金时期，亦是其发展和完备的优化阶段。一大批新兴学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长年累月地坚持在这一领域付出，周志忍、扶松茂、姜国俊是主要代表人物。这时的研究大体按照以下三条线索：一是强化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基础理论研究，或者梳理概括行政改革的相关推动因素，或是具体分析行政体制改革某方面的动力，或是缕析西方主流学派的某些核心观点；二是针对中国行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以思考消解行政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实践方案；三是将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现状与西方行政管理改革面临的处境作比较研究，进而寻求行政体制改革动力机制的创新路径。上述三点构成这十年间学者的主攻方向和研究中心，由于诸多学者的携手努力，其理论大厦得以更加完善。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发生在最近十年间，黄新华、颜德如、毛寿龙等学者依然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且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也不得不承认，研究陷入了瓶颈期，相较上述两段研究历程，总体来说没有明显的突破，有关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多是碎片化的探讨，跨学科、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植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更是缺乏。近几年来研究的总体趋势在于立足政府改革的层面，分析其原初动力、内在动力的激发以及动力机制等相关问题。 二、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体制改革动力学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性质，因为动力学本是理论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之后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而心理学和社会学首先开始进行变革动力的系统理论研究，后渐渐应用扩展到管理领域。就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研究来说，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要稍快于中国，国内学者起始阶段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是引进学习和跟踪研究。所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动力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借鉴、引进到吸收、消化、提高的过程，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分支学科，尚不十分完备，其自身存在明显的弱点。弱点之一在于很多学者没有直接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作出明确定义，只有部分学者提及这个问题。然而，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明晰定义，廓清其内涵和外延。 任晓是较早对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定义进行界定的学者，他指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是推动决策者和行政领导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力量”。姜国俊对这一定义进行了适度的扩充，他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从狭义来说，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可解释为“推动决策者或高层公共管理者改变公共管理系统现状的力量”；从广义说，“一切有助于推动公共管理改革、消解改革阻力的有利因素”都可以被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由此观之，他对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狭义定义与任晓的观点并无二致。 较为有意义的是，姜国俊还对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相关的系列名词进行了简略分析，诸如压力、动因、阻力等，这其实弥补了学术界的缺失。动力、压力、动因、阻力是在进行某一物体或现象的动力系统分析时，常常必须涉及的，因而在讨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时，也必须分别缕析动因、压力、阻力以及其他名词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关乎到我们对研究客体的精准把握、涉及研究体系的完备性。此外，还有一个术语和“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紧密联系，即“行政发展”。二者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行政发展包含可行性、动力、目标、方向、内容，换句话说，行政体制改革动力是行政发展中的分支范畴。王沪宁是国内较早提出“行政发展”的学者。不过，这一术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较多，21世纪以来很少有文章将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与行政发展挂钩。以上便是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动力定义的两个主流界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的讨论。就定义而言，学界形成的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仅是外延大小的差别，只是泛指与特指的区别。而且，对定义的探讨并非研究的中心，也几乎不存在大的争议。对动因、压力、阻力等关联术语的讨论则稍显不足，今后有必要深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