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9-0016-06 不同国家的学校职业教育制度各有特色，但各国基本趋势都是不断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并通过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等方式实现“职普融通”。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也处于这一基本趋势中。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其意义在于，从“类型”发展上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的“递升体系”，以使职业教育摆脱传统的“低贱身份”。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之所以能够建立递升体系的知识论逻辑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涉及以下问题：如何理解“知识”，不同的知识论会产生怎样的教育观，职业教育的知识论如何影响职业教育的国家政策? 一、什么是知识：知识论与教育观的演变 什么是知识，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知识就是证实了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1]这个判断表明，“知识”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信念”，即对某事某物表示相信；二是“真”，即信念与其对象完全一致；三是“证实”，即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信念是真的。根据知识来源和检验标准的不同，哲学史上出现了不同的知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先验主义或理性主义知识论，认为某些信念是证实知识真实性的“元信念”或“天理”；二是经验主义或外在主义知识论，认为信念与其对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要知觉确认之后其就是真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彻底的理性主义立场都是片面的”[2]。康德率先对这两种片面的立场进行综合，不过他的“物自体”概念仍然站在倾向于理性主义的立场上。与康德相反，杜威从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站在倾向于经验主义的立场上，他称之为“实验的经验主义”。 康德的知识论把论证的信念体系从天上的神灵拉回人间的理性，对后世的教育观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无论是赫尔巴特的科学教育理论，还是泰勒的目标主义课程模式，都可以在此找到知识论的源头。然而，杜威对此批评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使早已隐藏在古典传统思想中的东西明显化罢了。”[3]杜威认为，关于知识论的彻底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必须打碎理性主义知识论的信念体系，即“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4]，而认知所要做的工作是把经验从不可靠的“原始状态”变成可靠的“认知状态”，其手段是动手实验与效果检验。杜威开辟了知识论的新道路，对后世教育观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例如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和“做中学”课程模式，即以此为源头。 杜威认为，人类之所以要把知识作为一种“确定性寻求”(证实真的信念)，是因为早期人类“逃避危险”的必然要求。逃避危险有两种途径，一是祈求“神力”，二是发明“技艺”。由于“技艺”不能保证确定性，因此唯有“相信神力”。久而久之，“神力”就演变为“元信念”(先验)，进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这就是先验主义知识论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知识属于“超感觉的永恒世界”，只有“那些看到了绝对永恒与不变的人们则可以说是有知识的”[5]。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虽然比柏拉图进步，他不反对实用，却否认奴隶劳动的精神性价值，认为工匠技艺是“卑陋的”，显然也不承认奴隶劳动的技艺经验可以产生知识性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6]，所以他们的知识论思想深深植入了传统的贵族教育观。 贵族教育观排斥“劳动”教育或“职业”教育。这是因为，贵族教育观以先验主义知识论为理论基础，把理智和行为分开，认为理智活动与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具有本质联系，而行为活动“须冒着风险”，所产生的技艺经验是变动不羁的。这样一来，贵族教育就只能局限在“自由的”“闲暇的”“劳心的”层面，大部分劳力者是没有受教育权的。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早期，“知识”和“教育”都不普及，属于稀有的“精神产品”，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至于“器具制作”，由于其中的技艺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制作同样的器具可以有不同经验，有的还是难以言传的个性化“绝活”，因此，技艺经验不能作为“知识”来把握，也不被允许进入学校教育中，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匠人家族中世袭下来。比如，孔子在教育中要求“君子不器”，意思是器具太狭隘，不能作为君子教育的目标。 杜威正是站在民主教育权力的基础上反对传统的贵族教育观的。他提出，民主社会需要“经验”的知识理论：“民主代表自由互换，代表社会连续性，所以必然发展出一种知识理论，在知识中找到使一种经验得以可用，从而为其他经验提供方向和意义的方法。……它们在教育上，则体现为学生在学校中获取的知识与在共同生活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种种活动或作业之间的关系。”[7]为此，杜威在当时特别强调职业教育的意义，他说：“当前有意识地强调职业教育，倾向于把过去隐含的职业内涵明确地显现出来。”[8]今天，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深入人心，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而杜威的“知识论”作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也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