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国电影批评研究

       2019年，美国电影批评将国家叙事、性别分析、酷儿理论、族裔研究以及后殖民批评等学术话语与电影艺术的创新原则相结合，从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生态学、艺术哲学等学科领域介入电影研究，不但关注《罗马》《黑豹》《美国工厂》等奥斯卡获奖影片引发的热议，也深入挖掘日本、英国、墨西哥、以色列、俄罗斯等国的影史珍迹，在努力深化人们对电影艺术发展规律与历史价值认知的同时，开掘影像背后的价值冲突与伦理悖论，以多维的学术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各国的年度电影现象。

       一、辨识电影世界的民族想象

       电影不但是文化生产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表达，可以通过“民族想象”构筑精神纽带，维系或定义民族共同体。所以，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国家，电影都在民族主义叙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着力于此，美国电影批评通过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电影对“自我”与“他者”的刻画方式，探寻其构建和增强民族身份、创造民族神话的显在与潜在模式。

       1、东西文明的二元化呈现

       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电影即使反映同一叙事主题，也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和价值取向。日本导演黑泽明的武士经典《七武士》(1954)和美国导演约翰·斯特奇斯基于该片翻拍的《豪勇七蛟龙》(1960)虽然源自同一故事原型，但分别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出发，经过各自演绎，呈现出不同的民族寓言形式。卢卡什·博龙的《农业神话的意识形态：黑泽明的〈七武士〉和斯特奇斯的〈豪勇七蛟龙〉》①从角色定位、叙事发展和道德原则等方面辨析了两部影片的异同，指出片中的东方武士和西部牛仔虽然扮演着类似角色，但黑泽明以武士形象承载东方文化传统，斯特奇斯借助枪手彰显美国西部精神。前者恪守武士道原则，后者遵循西方法典，各自体现出不同的道德哲学。在人物刻画上，《七武士》中的强盗被描述为无故劫掠的野蛮人，只用远景拍摄，不以特写呈现，道德上的明确分野使正反双方彼此隔绝；《豪勇七蛟龙》中的对立两方都是枪手，均具人性特征。对于黑泽明而言，边境以革命性和公共性为日本阶层间的斗争面对道德问题提供了隐喻；斯特奇斯则展现了美国西部边境匡扶正义的浪漫神话。黑泽明的《七武士》既符合西方的诸多价值观，又保留了日本电影的既有传统，因此成功地吸引了东西方观众。

       埃及裔美国人角色位于东西方文明的交界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埃及电影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即只有在将埃及宣称为自己的家园和实现梦想之地时，他们才能找到希望，这表现出对美国梦及西方驱动的全球化的幻灭感。瓦利德·迈赫迪在《未被认可的代表：埃及电影中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形象调查》②中，以《美国大学中的上层埃及人》(1998)、《他者》(1999)、《你好，美国》(2000)、《迷失在美国》(2002)等一系列影片为例，指出这些影片在高度两极化的参考框架内运作，以“他者”形式简化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身份复杂性，不仅限制了阿拉伯世界观众对美国的认知，也导致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好莱坞和埃及电影中受到冷落。简言之，尽管埃及电影的这一叙事模式挑战了好莱坞自身的族裔框架，但未能表现出跨国背景下阿拉伯裔美国人作为文化公民的赋权潜力。

       奉俊昊既是韩国电影界享誉国际的“商业领军人物”，也是韩国电影新浪潮的一部分，其作品体现出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复杂交汇。约书亚·舒尔策的《神圣的引擎和稻田：奉俊昊电影中的全球化、类型和当地空间》③在对奉俊昊的《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和《雪国列车》(2013)进行充分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阐明它们如何将熟悉的好莱坞类型叙事融入韩国背景，使韩国的当地历史和文化意识与全球模式有效融合，既以“商业力量、艺术精髓和社会政治评论的矛盾组合”反映好莱坞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主导地位，也为探讨韩国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叙事框架，显示出全球化对韩国的持久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想象和体验。

       2、民族国家的后殖民叙事

       殖民斗争记忆一直是韩国后殖民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并为其表达自我认同提供了叙事资源。新千年以来，韩国成为全球文化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在适应日益增强的跨国文化互动和由此产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其民族话语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辛智英在《银幕化殖民现代性：20世纪前十年对殖民地时代韩鲜半岛的电影再想象》④中指出，新千年发行的一系列韩国电影以非政治化叙事描绘了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历史。该文主要以《基督教青年会棒球队》(2002)和《摩登男孩》(2008)为例，说明21世纪前十年的这些影片如何在重新评估殖民地经验的过程中揭示现代性的复杂性，重塑殖民地经历。其中，《基督教青年会棒球队》显示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容；《摩登公子》则呈现了与民族主义话语大相径庭的殖民地浪漫化描述，弱化冲突性政治，肯定了韩国文化中不可逆转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追求。作者认为这种新的殖民观表达了当代韩国重新定义民族身份的愿望，但也批评了其根植于西方理想，不加批判地庆祝现代性的趋势。

       在法国思想家雅克·拉康看来，电影杰作“不是向观众展示可以获得的欲望对象，而是通过选择对象，以不可抗拒的对抗性面对观众”⑤。美国学者托德·麦高恩据此将电影分为四类，即“欲望电影”、“幻想电影”、“欲望与幻想相交叉”的电影和“欲望与幻想相融合”的电影⑥，并认为欲望和幻想相交叉的影片才是杰作。“移民故事”呈现的是欲望世界，因为移民渴望更好的生活，但欲望往往导致失望，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这也是幻想维持欲望的方式。故事片《波西米亚狂想曲》(2018)和纪录片《玛琪，玛雅，米娅》(2018)都讲述了具有南亚移民身份的英国音乐名人在成长过程中历经风雨的故事，但采取了不同的身份政治表现形式。罗伯特·贝沙拉的《弗雷迪与玛雅：通过拉康电影理论对(后)殖民“棕色”主体性的两种叙事结构进行文本分析》⑦依据拉康和麦高恩的理论，指出《波西米亚狂想曲》属于融合电影，即通过诉诸幻想来驯化欲望的创伤，“融合欲望和幻想以发挥意识形态功能”⑧，从而陷入殖民化同化(colonial assimilation)窠臼。《玛琪，玛雅，米娅》则“使我们能够研究当欲望无法获得满足而出现幻想时的情况”⑨，体现了非殖民化多元化(decolonial pluralism)的叙事走向，从而成就了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