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4-0059-1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4.006 一、女孩作为问题：克拉考尔的魏玛写作 《年轻女售货员去看电影》(The Little Shopgirls Go to the Movies)是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魏玛时期电影理论书写的提喻。1995年，通过列文(Thomas Levin)的翻译和编辑，这篇文章与克拉考尔的魏玛写作被译介到美国，推动了对克拉考尔的全面评价。[1]xvi“电影是社会现实的白日梦”[2]292是这篇文章最著名的论点之一，其社会批判显义，促使研究者们将魏玛写作视为克拉考尔移民美国后的社会心理学路径的先导，[1]xxxi以及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内在关联的证据。[3]17本文旨在揭示被这一批判现实主义显义所遮蔽的物质和知觉基底：技术机具与女观众(同时进入消费和生产的公共空间的机器和女性)的合成关系。 这篇在英译版中以章节形式串联的文章，首发由8篇系列文章构成，连载于1927年3月在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颇具声望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①[4]365，并且随后集结成12页的《电影与社会》(Film und Gesellschaft)出版，体现了它在当时的分量和共识。在后福特时代信息社会，理解这篇记录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记忆的文章，不得不注意到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疑问：为什么克拉考尔的主体是“年轻”的“女孩”?[5]159或者说，为什么克拉考尔对电影的书写要以年轻女性(售货员)为中介?如果怀着对于消费主义想当然的批判立场，很容易将这两种身份符号视为退化的象征。将这个问题(以及克拉考尔魏玛写作中的性别意识和机械机具意识)放在德国福特主义-泰勒主义合理化运动的语境中检视，本研究发现，阐释“年轻”“女孩”的晦义，不仅要考虑克拉考尔对文化形式的书写，更需理解他对大型企业劳动惯行的类技术人类学观察。 作为对凡尔赛和约后民族认同危机的回应，魏玛政府试图通过振兴经济重建国际威望，对美式机械化和装配线模式的挪用，推动了本土对生产率的崇拜、对合理化逻辑的转化，尤其在1924年后表现为技术合理性对性别化视觉和触觉的生产和管理。观察技术(电影、摄影、歌舞剧、购物橱窗等视觉消费机器)和触觉技术(打字机、打孔制表机等工作场所的科学管理机器)通过机械化的节奏规训身体无意识，生产和控制身体与机具、机器与机器间的模仿性连续运动(“装饰性的大众运动”[2]79)，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勾连为大型广泛的控制回路。“年轻女售货员去看电影”作为一种姿势现象，在这一语境中指涉的是福特治理术对生产率的追求及其微观生命政治：女性化机具对高强度投入性知觉的生产和合理分配，借此管理劳动力结构、性别秩序和工作伦理。 年轻女性雇员/观众(服务业和大企业工作环境中的女售货员、女打字员、女打孔员、女舞者)成为技术伦理和性别装置所设定的、以消费和劳动领域的高强度投入性感官知觉结构为特征的新型社会主体。这种赛博格女孩被克拉考尔视为现代原子主体转型的象形文字，对她们(作为符号和社会所指)的凝视和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具身的制度性绵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男性知识分子在剧烈转型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失序的焦虑和乌托邦寄望。在克拉考尔看来，解药在于对大众装饰矢量运动(技术机具与身体的模仿式连续运动)的打断，这种可能性存在于电影、歌舞剧、摄影影像中的马赛克现实主义和工作场所中的自主时间。在魏玛共和趋向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彻底的政治崩盘的过程中，克拉考尔将这种方案视为“与历史孤注一掷的游戏”[2]61。 克拉考尔的写作总体上分为三个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流亡巴黎时期、移民美国时期。1921年，克拉考尔第一次以匿名作者身份为《法兰克福报》撰写稿件，此后陆续以固定撰稿人、全职编辑、副刊部负责人等身份供职该报社，直到1933年2月29日“国会纵火案”第二天，克拉考尔夫妇启程前往巴黎。两天后，克拉考尔被报社解雇。1921-1933年的魏玛写作不仅包括《法兰克福报》副刊文章(feuilletons)，也包括两本自传体小说。1925年9月，克拉考尔完成第一本自传体小说《金斯特》(Ginster)初稿，并于1928年付梓出版，旋即在第二年开始创作第二本自传体小说《齐奥格》(Georg)，并于1933年10月完稿。克拉考尔通过这两本小说的主人公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和陨落，也将魏玛写作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连接了德国的“黄金二十年代”(1924-1929)和经济危机(1929-1933)。 魏玛“黄金二十年代”(die goldenen zwanziger Jahre，a.k.a.the Golden Twenties)是所谓的“稳定时期”。[6]87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意识形态，即追求更高的效率，并信仰技术可以带来繁荣，通过机械化、装配线、任务管理等科学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克拉考尔在1927年6月9-10日发表的《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一文中，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工具理性概念，将合理化意识形态的内涵解释为“合理性”(rationality)的量化“比率”(ratio)计算逻辑。合理性成为生产、消费以及公共管理各领域的追求，不仅渗透到工业、工程、建筑，也包括教育和研究、行政和社会工作，不仅对机器制造、工厂企业经营带来影响，也作用于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